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沈尹默在上海参加“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会上发言后，他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以《胡适这个人》为题的文章，文中谈到不少当年的恩恩怨怨。至今七十多年后，沈先生当年的原始手稿披露，原来当年发表的文章中还删去了不少细节。

沈尹默未刊遗稿之《胡适这个人》

胡适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右），青春气息浓厚

01

胡适与章门弟子

比如胡适和鲁迅等人闹别扭的细节，手稿中是这样写的：

那时我们常有茶话和餐会，开始胡适也参加，后来大家就不喊他来，他问过几次，大家都含糊着应承，下次仍不喊他，他也觉得无趣，就不再问了。只是（与）大家心里不痛快，总是想着要把这口气挣回来。因此在《新青年》和北大事务上常会与大家发生矛盾。起始大家觉得亏欠，毕竟是我们首先要拒绝他的，就忍让着他。恰好《新青年》是从上海搬到北京的，大家又多是太炎先生的门生，连我也是挂着章门弟子的头衔，才得以到北京预科教书。他于是指我们与青帮无异，门规森严，外人进不得，说事也容不得耳闻。

这里说的“大家”，指“当时在北大的李大钊、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和我”。虽然背景各异，但多数来自江浙地区，也都是章太炎的门徒，深受其思想和学说的影响。

在那个时代，北京大学已然成为新思想的摇篮和各种思潮的交汇点。然而，伴随着学术繁荣的，也有观点的差异和门户之见引发的派系斗争。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纷争。

02

胡适与北大南迁

胡适主张北大南迁的事，在沈尹默手稿中也有体现：

他又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去，因他原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学生。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得知胡适主张北大南迁后，大声斥责他：“你这是妥协，是投降！中国之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郭心刚太少了，而胡适太多了。”

不过，此事历来众说纷纭，南迁对北大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关节，但胡适本人并没有相关记录，具体细节还是在沈尹默六十年代的回忆文章中被提到，有一天他和马幼渔、钱玄同、沈士远、陈大齐等商量事情，胡适、罗加伦、傅斯年进来说：“我们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不受政府控制。”《觉醒年代》里的演绎大概也是参考了这段回忆文字。

03

胡适与北大教务长

《胡适这个人》中又说到一件事，以进一步证明胡适的为人。蔡元培在北大拟新组教务处。沈尹默的说法是：

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许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们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青，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

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陈独秀出走北大事件，在北大，陈独秀作为文科学长的地位曾经无可替代。而他的出走让蔡元培校长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现状。为了维护学校的体面和稳定，蔡元培采取了一种策略性的方式。他通过了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用“教务长代替学长”的方式，不仅废除了北大的学长制，也巧妙地避免了直接的人事冲突。

在这次调整中，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理科学长秦汾的职位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担任学长职务，而是被改聘为教授。对于陈独秀来说，校方还特别给予了一年的假期，这或许是一种缓冲，也或许是一种期待。

这一决策是蔡元培与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商议决定，以一种既体面又有效的方式处理了这一复杂的人事问题。因此在《觉醒年代》中，陈延年直接质问沈尹默，对此，沈尹默坦陈：首先，我和蔡先生是同乡，我是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你的父亲性格耿直，得罪了很多人，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给北大，给蔡校长，带来了很多麻烦。当然，我也有私心。仲甫性格暴躁，口无遮拦，经常当众让我难堪，我不希望他当我的上司，这就是我的私心。

其回复，也不乏坦荡君子之作风。

胡适手稿

不过，在胡适笔下，又是另一番景象，他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三日日记中写到：

蔡先生遂以废学长之名义去仲甫，教务长之议遂实行。当时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亲来我家，说百年（陈大齐）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马寅初（经济系主任）。我本来不愿当选，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当时我声明要推举俞星枢，开会时我自己先声明不当选，提出星枢来。当时景阳不曾投票，故结果为星枢与寅初各三票，蔡先生加寅初一票，遂举寅初。

沈尹默的文章，是在建国后全国范围内批判胡适的大环境下写就的，难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裹挟，而胡适在1922年的日记中就已经对他颇有微词了。可见，沈尹默与胡适的矛盾应该是早已有之。

胡适手稿（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