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西方别再给中国算命了

近年来，一个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西方国家似乎热衷于为中国＂算命＂。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从经济预测到政治走向，西方媒体和智库总是以自己的理论框架来解读中国的发展轨迹。这种＂算命＂式的预测不仅存在偏差，更暴露出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认知的局限性。著名智库专家郑永年教授在多个场合中反复强调，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摆脱被西方＂算命＂的困境。但问题是，为什么西方总是热衷于为中国＂算命＂？这种＂算命＂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思维定式？如何才能打破这种被动局面，建立起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国际话语权？

一、西方＂算命＂的历史渊源

追溯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可以回到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文明时期。当时，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让希腊人首次系统地接触到东方文明。希腊史学家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以波斯帝国为例，将东方描绘成一个专制、神秘且落后的世界。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在此后两千多年的西方历史中不断被强化和延续。

16世纪航海时代开启后，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出现了新的转变。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的商船陆续抵达东亚，西方开始对中国产生了更为具体的认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后，通过《中国札记》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科技、文化与制度。然而，这种认识仍然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中国政体归类为＂专制政体＂，并认为这种制度必然导致社会停滞。伏尔泰则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表示赞赏，但这种赞赏建立在将中国视为一个＂理想化他者＂的基础之上。

19世纪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再次发生重大转变。随着西方列强在军事和工业领域的优势日益明显，＂东方停滞论＂逐渐成为主流观点。马克思在分析亚洲社会时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认知。

步入20世纪，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的流行，种族主义和文明优越论更是为西方对东方的偏见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赤裸裸的种族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西方学界对东方的研究仍然未能摆脱其固有的思维定式。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系统揭示了西方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建构＂东方＂形象来确立自身文明优越性的过程。这种建构过程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中，也渗透到文学、艺术、政治等各个领域。

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更加深化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即便在后冷战时代，这种思维定式仍然顽固存在。无论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显示出西方学界在解读中国时的局限性。

二、话语权缺失的深层原因

国际话语体系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权力更迭的过程。16世纪至19世纪，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欧洲中心的国际话语体系逐步确立。这一体系通过殖民扩张、传教活动和学术研究等多种途径，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输出到世界各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卷入这一国际体系。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文化。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河。到了甲午战争后，更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习西方的制度与思想。

这种学习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在吸收西方知识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方的话语体系。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成为追求的目标。这种思潮虽然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

1949年后，中国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意识形态的对立使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陷入低谷。这一时期，中国主要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一套相对封闭的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急需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话语体系再次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国采用了大量西方的经济学术语和分析框架。这种＂术语借用＂虽然便于国际交流，但也导致中国在解释自身发展经验时往往需要借助西方的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逊特质也是话语权缺失的原因之一。从古代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到现代的＂韬光养晦＂，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直保持着相对克制的姿态。这种态度虽然有助于维持国际关系的稳定，但也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实力显著提升，但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相对滞后。这种＂经济发展与文化自信失衡＂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例如，在解释＂中国模式＂时，国内学者往往需要借助西方的发展理论，这使得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难以得到准确的表达和传播。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动摇，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机遇。但是，长期形成的话语体系惯性和国际舆论场的既有格局，使得中国在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时仍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概念的定义和解释权方面，中国的声音往往难以得到充分表达。

三、新时代的思维突破

数字经济的崛起为中国在国际话语权领域带来了新的突破口。2014年，中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随后，中国在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领域持续领先，这使得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模式。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全球化扩张，不仅输出了技术和服务，更带来了中国式的数字生活方式。

数字丝绸之路的提出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从东南亚到非洲，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多个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技术跨越。2016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发起＂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合作。这种务实合作模式逐步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刻板印象。

＂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范式。不同于传统的援助模式，这一倡议强调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从2013年提出至今，已有14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这一倡议。在具体实践中，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得到广泛认可，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合作理念上的创新。

文化互鉴理念的提出，为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提供了新思路。2014年，中国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首次系统阐述＂文明互鉴＂理念，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对话而非对抗。这一理念与西方的＂文明冲突论＂形成鲜明对比，获得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国开始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模式。2018年，中国媒体首次采用AI主播进行新闻播报，开创了新闻传播的新方式。短视频平台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让中国故事有了更多元化的表达形式。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通过＂云外交＂、＂云展会＂等创新形式，保持了与世界的密切联系。

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新模式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创新运用上。例如，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展示，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好评。这种创新性表达既保持了文化特色，又具有国际化的传播效果。

在学术领域，中国学者开始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新型国际关系＂，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逐步进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也在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开始关注和引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技术创新也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新途径。在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领域，中国的技术突破正在改变全球创新版图。这些领域的话语权不再由西方垄断，中国提出的技术标准开始获得国际认可。

四、西方＂算命＂的局限性

西方对中国的预测往往存在显著的偏差，这种偏差在过去三十年间表现得尤为明显。1989年后，西方学界普遍预测中国将陷入经济停滞。然而，此后的十年恰恰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中国主权评级，预测中国经济将受到严重冲击。事实证明，中国不仅安然度过危机，还通过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地区经济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西方预测中国将在与国际市场接轨过程中遭遇重创。相反，中国充分利用全球化红利，迅速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媒体预言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将面临崩溃。然而，中国通过4万亿元投资计划和产业结构调整，不仅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还带动了全球经济复苏。

在科技创新领域，西方的预测同样存在重大偏差。2010年前后，普遍认为中国难以在高科技领域实现突破。但在随后的十年里，中国在5G通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以高铁技术为例，从最初完全依赖引进，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中国用不到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转变。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西方预测中国将因疫情防控措施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实际上，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成为当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中国调整防疫政策后，西方又预测中国医疗系统将崩溃，然而中国通过科学统筹和有序调整，顺利完成了这一历史性转变。

在社会治理领域，西方的预测更显示出其认知框架的局限性。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导致社会动荡。事实上，中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等措施，实现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城市化进程。

扶贫工作是另一个典型案例。2015年中国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时，西方普遍质疑这一目标的可行性。然而，通过精准扶贫战略，中国如期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方案。

在国际关系领域，西方对中国的预测同样充满偏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西方将其简单解读为地缘政治工具。但事实证明，这一倡议正在推动形成更加包容、互利的国际合作新模式。

环境治理是西方预测失准的又一个领域。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西方认为中国将阻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而后续的实践表明，中国不仅履行了减排承诺，还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等多个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印证了中国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的坚定决心。

五、中国话语权的新探索

在数字时代，中国开始探索建立新型国际传播体系。2019年，中国在全球率先推出数字货币试点，这一创新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随后，数字人民币在冬奥会等国际场合的应用，展示了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这种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还为全球数字货币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在国际多边平台上的参与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2016年G20杭州峰会到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会晤，中国提出的议题和解决方案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特别是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中国开始从被动参与者转变为积极倡议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中国提出了新的合作模式。以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织联盟为例，自2016年成立以来，已有40多个国家的科研机构加入。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人才培养等方式，中国正在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国际科技合作网络。

文化传播领域的创新尤为显著。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国际传播中的运用日益精准。2023年，故宫博物院与海外多家博物馆合作的＂数字文物展＂，通过AR技术让观众实现跨时空的文化体验。这种创新性的展示方式，让中国文化得以用国际受众熟悉的方式进行传播。

在教育领域，中国开始探索新型国际教育合作模式。从2020年开始，中国高校通过＂云课堂＂形式向国际学生提供在线教育服务。这种模式不仅突破了地理限制，还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特别是在数字教育技术应用方面，中国的实践经验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

媒体传播领域的创新同样引人注目。中国媒体开始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把握国际受众需求。例如，在重大国际事件报道中，中国媒体通过多语种、多平台、多形式的传播方式，提高了国际传播的效果。短视频平台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更是开创了文化交流的新途径。

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中国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5G技术为例，中国提出的标准获得了国际电信联盟的认可，成为全球通信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制定过程中，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城市外交成为中国国际交往的新亮点。通过友好城市结对、城市论坛等形式，中国城市直接参与国际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特别是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中国城市的实践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中国开始探索新型援助模式。从传统的工程援助转向知识分享、能力建设等新型合作方式，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实现自主发展。非洲数字经济合作就是典型案例，中国不仅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还注重本地人才培养和技术转移。

这些新探索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特别是在全球治理新领域，如数字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应对等方面，中国提出的方案和理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