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哲学”经过了几千年历史发展，对于“自由”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深入的观念系统，道路曲折，内容深入，仍有“希望”，从某种意义来说，“西方哲学”的“希望”在于“非西方”，“希望”在“东方”，在“东西方之融合”。
我们不宜说西方哲学已经“没落”，尽管他们自己倒常常喜欢如是说；然则，“没落”如作“落日—日落”观，已有其深意在。
世界文明之光从东方升起，犹如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按照古代传说，古时候不止一个“太阳”，则东方升起的太阳也非一个，而中国的太阳在古代或非“最大”，也是很大的一个。那么，“文明之日” 的升起，在哲学上可作何种之理解？
“太阳”升起，普照大地，世上万物沐浴阳光，欣欣向荣，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对于我们人来说，阳光普照之下，世上万物多姿多彩地跃入眼帘，举凡日月山川、亭台楼阁、江船帆影、小桥流水莫不清晰可视，于是，在阳光的条件下，古代希腊人才有可能有“eidos—理念”的观念，也才有“einas—存在”的观念，而在此观念引导下，才有科学技术及科学的理论或理论的科学，也才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阳光乃是一切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就连“神”也是先“有光”，然后再有其他。
东方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东方为世界文明带来“曙光”。
我中华文明肇始远古，中国哲学自成体系，独树自己旗帜于世界哲学之林，虽几经摧折，不仅能自我修复，而且兼容并蓄，发扬宏大，不断更新再生，显示着顽强之生命力。
就哲学言，我国或无“哲学”之“名”，但却有“哲学”之“实”。盖哲学为思考“自由”之问题，已如前说；而“自由”一词，译自西文，但出自中国古籍，老庄之“自由”观尽人皆知；及孔子之“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说出了古典“自由”观之精髓，至于孔门倡“克己复礼”之道，至宋儒“天理”“人欲”之辨，也都十分强调“摆脱”“私欲”。
中国哲学随同中国文明一起，已经给了世界的哲学以“曙光”。古代希腊哲学之父泰利士只留下可疑的一句话，而我们的老子却有五千言的著作流传。中国哲学以及中华文明在近代之所以被“质疑”，甚至被一些人“否定”，其原因错综复杂，而根本上主要是“非哲学”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薄弱，外侮内乱，致使敏感的人对于中国根基的信念发生动摇，这种态度，当会随着综合国力之增强，逐渐消失，自不待言。
不过，就学理来说，中国哲学随着国家之强大，也必定发挥其“兼容并蓄”、“融会贯通”之能力，将西方哲学之精髓“吸收”到“自己”的系统中来，从而也必有一番新的面貌，发扬光大，庶几无愧于先贤圣哲，而不取抱残守缺、妄自尊大的态度。
宋明以来，西方学者及传教士出入中国，惊羡中土文明，直至康乾之世，仍赞誉有加，一度曾有“西方没落”之叹；但他们当中有识之士，在感叹声中看到希望，从“没落”中看到“再生”之机遇，更有那睿智俊彦，别出心裁，化消极为积极，对于“没落”做出深入之思考，发人深省，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无可否认，黑格尔对于东方—中国哲学抱有偏见，但他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尤其是他对于东西方哲学文明的分析，很有启发作用，为以前的研究未曾重视的。
由学生记录整理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文明起于东方之“日出”，而“终于”西方之“日落”。“日落”并不意味着世界之“泯灭”，而是“另一种”方式的“存在”：“日落”一切归于“黑暗”，此时人们把“世界”“吸收”到“内在”中来，加以“反思”，“日落”将“世界”“内在化”。
应该承认，黑格尔这一思路，我个人从未注意过。通常我们只是注意到黑格尔强调“外化—外在化”的思路，而未及相反。“外化”为“开显”，“日出”使“万物—世界”“开显”出来，而“日落”则为“内化—内在化”，把“世界—万物”“吸收”到“思想”中来。“日落”为西方人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而不会永久陷于“外化”的“现象”中。“内在化”的“反思”“思考”“世界—事物”之“本质”。
“内在化”的“世界”“摆脱”（暂时地—如叔本华所言）“现象”的“声色货利”，“内在化”使“精神”“自由”。“自由”的观念得到深化，“内在化”就是“深化”。西方的哲学，特别是欧洲的哲学，正是从积极方面利用了“日落”这个机遇，“化腐朽为神奇”，将自己的哲学传统推进了一大步，黑格尔哲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黑格尔曾说他的哲学是头足倒立着的世界，也正是把“外在”的世界“内在化”了的缘故。
西方哲学家抓住这个机遇不放，努力继续工作，开启了欧洲哲学一个个的新境界。
所谓“日落”，世界归于“黑暗”，而在“黑暗”中，“世界—万物”反倒得以“本质”地“存在”。“内在化”了的“世界—万物”乃是“本质”，而“本质”亦即“存在”，此黑格尔“概念”与“存在”之“同一性”之思想，也是海德格尔“存在—Sein”的意思。
法国列维纳斯早年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是“暗”的，后来他解释说，“存在—ilya”似乎是一种“创世”之前的“混沌”状态，似有似无，寂静而唧唧，我深有同感；现在我进一步感到，原来黑格尔也有这层意思，“内在化”恰恰是“万物—事物”之“本质”，为“世界”之“真在—真实（ authentic eigentlich）存在”。
按照海德格尔的意思，“存在”乃是“时间性—历史性”的，那么黑格尔的“内在化”，恰恰也就是“时间性—历史性”的，这又可以和康德关于“时间”为“内感官”之“形式”接续起来。或许，黑格尔的工作重点在于将已经“内在化”了的“概念世界”“外化—外在化”出来，所以他说“内在”的“概念世界”是“超时空”的；我们现在看来，只是“超越”“外在”的“时空”而已，而实际上，这种“内在化”了的“世界”，正是“真正的”“时间性”的“世界”，亦即“历史性”的“世界”。海德格尔“存在”之“时间性”和“历史性”似乎牢牢地跟黑格尔的“暗中”“内在化”思路“吸”在了一起。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似乎可以把“外在—内在”—“明—暗”问题与“时—空”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同时也就是跟“自由”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从某种意义来说，“内在的世界”似乎在“神”“创世”之前，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外化”之前， 这样，“历史”似乎要“早于”“现实”，这是一条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路线，按这条思路，“现实的时间”也是“内在的时间”“开显”出来的，也就是说，“空间”是“时间”“开显—创造”出来的；然而，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考虑另一条思路，即“时间”并非“开显”“空间”，而是把“空间”吸收进来，使之也成为“内在”的，使“空间”的“必然性”“内在”“化为”“时间”的，“时间”中的“空间”，“自由”中的“必然”，“内在”中的“外在”，这就是“历史性”，亦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
“历史”并非仅仅是“过去”“事实—facts”之间的“因果”“必然”关系，而且还是“时间”中“人—行为—事情”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不仅仅因为“人”有“记忆”，而且是因为“人”“在”“时间”中，“人”不仅有能力把“时间”“外化”为“空间”，使得世间万事万物都有“意义”，使“空间”“开显”出“时间—历史”的“痕迹—trace（德里达的意思）”，而且也有能力“内在化”“空间”，使“历史事实”“开显”出“内在”的意义，亦即使“记忆”“自由”，使“记忆”不仅是“历史学”的问题，也是“解释学—hermeneutic”的“对象”。
“历史事实”作为“诸存在者”，皆已“不存在”，由“存在者”转化为“非存在者”，“而今安在哉”？在“空间”中已经找不到了；然而，这些“历史事实”却不仅曾经“在”过，而且“现在”仍然“在”，不“在”“空间”中，而是“在”“时间”中，“在”“时间”的“绵延—duree”中；它们不是作为“必然性”对我们起作用，古人不能“一定—必然”地对今人发生影响，但却“自由地”对今人产生影响，此非伽达莫所谓“有效应的历史”耶？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了的”这个“非存在者”，就今人“自由地”来看，恰恰“保留”了“存在”，“非存在”为更为“本质”的“存在”。于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乃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也是“自由”的。这个意义上的“存在”，也是“内在”的，相对于“外在”的世界言，乃是“暗”的，“玄”的。什么叫“玄”的？“玄”乃是“玄思”的，是“思想”的，“思”的，在这个意义上，“思”和“在”完全“统一—同一”。
“思”而又“玄”，故非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知性”之“思维”，而是“理性”之“思辨”，所涉并非单纯之“存在者”，而是集“存在者”与“非存在者”于一身的“存在”，就黑格尔意思来说，是为“变者”；就海德格尔的意思来说，“非存在（者）”是“存在”的“形式”，“非存在（者）”“保留”了“存在”，“死—无”的“龛位” 里“供奉”的是“生—有”。“语言”这个“思想性”的“非（物质）存在者”，却是“存在”的“家”。在这个意义上，“在”“住在”“（玄）思”中，“（玄）思”为“存在”的“家”。
换一句人们常用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历史（性） ”“活在”人们“心”中，“自由—历史—存在”自“在”“人心”。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存在—本体”意义上的“时间”，也不仅仅是康德现象意义上的“内感官”，对于“非存在”的“感觉”，已不是“空间”的，凡称得上“内在”的，就应是“思想”的，或是在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理念”的，而不是“感觉”或“感悟”式的。人们尝用“玄（思）”，或也因为要强调其“不可感”。
不过既然人有能力将“空间”“吸收”到“时间”中来，则似乎也有能力将“感觉”“吸收”到“思想”中来。“感觉”与“思想”的“统一”，在黑格尔为“思辨—speculative”，是为“镜像中之概念”，或“概念中之镜像”，是为“思想性之感觉”，也是“感觉性之思想”。或许，此其为人们常常说的“感悟”？
然则，“玄思”更有一层“辩证”的意义在。“思”之所以“玄”，乃在于其“内在”“时间”之“自由性”，乃在于“存在论—本体论”意上“是—非—有—无”之“变”。“变”为“有—无—是—非—存在—不存在”之“矛盾”，“变者”为“矛盾体”。“时间”为“自由”，亦为“矛盾”，“时间”“吸收”“空间”是为“历史”，“历史”亦为一“矛盾体”，对“矛盾体”之“思”，故为“玄思”。“玄思”为“辩证”之“思”，“历史”的“思”，“时间”的“思”，也是“自由”的“思”，而不是“形式”“必然”的“推论”之“思”。
欧洲哲学已由“日落”中“复生—再生”，积极迎接“挑战”，“沉思—反思—反省”于“落日”之“昏暗”之中，“开显”于光天化日之下，“内圣”而“外王”；“王者”以“法”“制”天下，使社会按“必然”之“律”运行而不悖；“圣者”“崇自由”而“尚智慧”，遂使“思”“通”“古今之变”。于是乎“圣者”“自”“圣”，“王者”“必”“王”，二者亦成一“矛盾”之“统一体”，而不复古代柏拉图“哲学家”为“王”之单纯抽象“理想”。
反观中国昔日之辉煌，后生小子，敢不自策；就哲学言，能够“反躬自问”之时，能够进入“时间—历史”进行玄思—沉思之日，亦即“再生—复生”之时。
哲学有能力将“空间”“吸收”进“时间”，中国哲学也有能力将包括欧洲“落日”成果在内的一切“化为”“空间—必然”之“事物”，重新“吸收”到“时间”中来，“接续—推动”“哲学”之“历史”与“自由”。
近代哲学，亦如近代社会之发展，由英国而法国，由法国而至德国，是一大成。十九、二十世纪初，乃是德国的“天下”，列维纳斯说，二十世纪哲学无过海德格尔；及至二十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做着德国人过去做的工作，也可以说，在哲学上，法国人“代替”德国人在做哲学的事。
我们在中国做哲学，固当以曾是“朝日”之光辉而自荣，更当以“再生—复生”为己任，将“试看今日域中（哲学之领域中），究是谁家的天下？”这个问题，铭记在心。
摘自《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浙江学刊》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