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6年9月底，到1977年6月底，我作为第三批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员，我整整在唐山生活了九个月。

1977年7月1日下午，我背着个帆布包，匆匆忙赶回家中时，妻子正在客厅里，跟在儿子后面。

“儿子会走路了！”我惊喜的自言自语道。

妻子盯着我看了一会，笑着对我说：“你太小瞧我们冬冬了，冬冬不光会走路，还会说话呢，来，儿子，叫爸爸。”

儿子颤巍巍的停下脚步，回头看看我，像看一个陌生人。

妻子跑进卧室，拿出我的一张照片，指着照片上的我，对儿子说：“这是谁？”

“爸爸。”

“那你看这个又是谁？”妻子再次指向我。

儿子直愣愣站着，好像他实在无法把照片上的人和我联系在一起，就这么站了足有五分钟，才怯生生的喊出一句：“爸爸——”

那一瞬间，泪水在我眼中夺眶而出。

我高兴的答应了一声，猫腰拉开帆布包。是的，我应该送给儿子一件礼物，但刚刚从灾区回来，又有什么能作为礼物呢？

翻遍帆布包，我终于从里面拿出一份最特殊，也是最珍贵的礼物——一块乌黑的开滦煤。

这是来之前，我们应邀到开滦煤矿井下两千米深处参观，从那里拿回来留作纪念的。

没想到，儿子对这块又黑又亮的开滦煤相当感兴趣，拿在手中，好奇的看来看去，一会就把两只小手，还有胖嘟嘟的脸蛋都蹭黑了。

1976年9月30日，星期四，下午两点，一辆大客车把我们从唐山林西矿古冶火车站接到林西矿广场。

广场上有一排简易棚，这里就是我们上海曙光医院的医疗点。

简单的交接仪式后，我还没弄明白行李放在哪，住在哪间房，就有个当地的街道干部匆匆走进来，说：“有病人来看病了，哪位医生——”

我愣了一下，当时以为有值班医生，见没人应答，我赶忙举了下手，说了声：“我有时间，”匆匆走出帐篷。

第一个病号就把我们难住了。

一位老大娘抱来一个四个月大的男婴，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抱在怀里时，能正常呼吸，把孩子放下来不一会，就呼吸不再顺畅问题，继而脸色青紫，呼吸困难。

我问老大娘，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得病，有没有既往病史，老人急得面红耳赤，说了很多，我也听不太清楚。

作为一名刚刚参加工作不到三年的耳鼻喉医生，在完成初步检查后，我实在不能确定发病原因。

不一会，儿科、呼吸科、外科医生都纷纷赶来参加会诊，讨论救治方案。

李兆基主任是儿科专家，我跟在他身后，听他分析病情。

在排除患儿先天疾病的可能后，李主任决定给孩子做一次食管镜检查，以排除最常见的异物梗阻可能。

当麻醉喉镜轻抬起环状软骨时，我看见食管第一狭窄有一块淡红色、略硬的物体。

李主任用异物钳把东西取出，原来是一粒花生米。

男婴顿时呼吸顺畅。

此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老大娘千恩万谢，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心里滋生出一份战胜困难后的喜悦。

由于当地条件的限制，我们很快适应了“大环境”，学会了在自然光下看病，在帐篷中做针拔白内障手术，在太阳光下拔龋齿，在病房地铺上为病人做气管切开手术，在简易手术室为外伤病员接骨、清创。

当地群众患牙龈脓肿、严重龋齿的人太多，我们医疗队又没有专业口腔医生，为解除他们的痛苦，我和上海医院联系，请求领导寄来有关口腔疾患治疗的专业书刊，我一边学习，一边给大家治病。

九个月的时间，我们拔龋齿一千多颗。

当地患唇裂的儿童也比较多，大家到这里来，我们就无条件的接收。

我记得先后给四十多位患儿成功进行了唇裂矫正手术，那段时间，我们手术室医生见了我，都亲切的称呼我为“豁嘴刘”。

事后我常想，我力所能及的一个帮助，也许真的会改变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

当地老百姓说的最多的两句话是：“你们上海大夫水平最高”，“你们上海大夫说咋办就咋办”。这是对我们全体医疗队员的最大信任，也是对我们努力的最好回报。

九个月时间，我经历了数不清的余震，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引一次是1976年11月初的一天，晚上9点左右，我们在宿舍聊天，突然有人说：“地震！”

大家都习惯了，没往外跑。

我盯着房梁，看见木梁在无规律的扭动，发出“吱吱”的响声，直到后来停下来。

有人盯着手表计时，说地震持续了四十多秒。

不一会，外边传来呼喊声，有位女队员喊道：“你们赶快出来。”

我们几个男队员走到外面，看她们冻得直哆嗦，那天晚上气温最低，到了零下十几度。

女队员问，我们为什么这么镇静，怎么不往外跑？我开完笑说：“我们宁可砸死，也不要冻死。”

她们说：“你们也别太美，屋里就百分百安全？没准地上会出现个大裂缝，把你们都吞下去。”

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的聊了五分钟，结果，突然呼啦一下来了四十多个伤员，不是地震中砸伤的，而是忙乱中慌不择路摔伤的。

大地震给唐山百姓心中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人们都震怕了。

第二次是在1977年3月的一天。

当时，我们正在开滦矿井下参观。据说，那里新上马了一套从国外进口，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一套全自动作业设备。我们正在巷道中往前走，听到“轰隆隆”一阵巨响，脚下随之一阵颤抖。

“地震！”大家不约而同惊呼。

陪同我们的矿领导却相当淡定：“不是地震，这是矿车撞击声，没事。”

我们加快了行进速度，不到3点返回地面。

回到医疗点时，值班的同事告诉我：“中午，我们在空场上打羽毛球，看到地面像波浪一样起伏，人都站不住，想到我们还在井下，都捍了把汗。”

事后想想，那位矿领导之所以说是撞车，其实是在安慰我们。要是如实告之发生了地震，在那么深的井下，我们肯定会慌不择路的奔逃，难免会发生磕伤、碰伤。

在地下，和地上情况不一样，地上可以跑到空场，在地下，只能有秩序的慢慢来。

生活上，所有人都要过好“两关”：

第一关是火。我们第三批队员去时，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依旧经常停电。

特别是晚上，病房里仅靠几只马灯、手电筒和蜡烛照明。宿舍里就只剩下蜡烛了，基本一间宿舍只能点一根，怕着火。

因为宿舍都是火墙，取暖效果不错，就是烟大，容易失火，要是再多点几只蜡烛，余震一来，一摇，蜡烛倒了，等于是在点火。

我听说，丰润一家医院，就是因为火墙没管理好，发生了火灾，好几间房，几分钟内就化为灰烬。

第二关是上厕所。尽管领导已经非常照顾我们，尽量多的给了我们细粮，但条件有限，主食里还是有很多高粱、玉米。

高粱米都是粘的，玉米面窝头看起来很好，金黄金黄的，但一旦凉了，就咬不动，。

1976年的整个冬天，我们吃的菜都是土豆和大白菜，主食是高粱米饭，吃这些倒是问题不大，有问题的是“进来容易，出去难，”这和我们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也有很大关系。

再加上厕所都是用席子围成，中间挖一条沟。本来吃了这些东西就消化困难，再加上冬天气温太低，脱了裤子蹲在那里，西北风瞬间把全身打个透心凉，不一会就哆嗦起来。

平时能用十分钟解决的问题，天一冷，半个小时也解决不完，越着急，越觉得周身寒冷，越着急越觉得“上下不畅”，对我们来说，上厕所真是一种巨大考验。

在那里蹲着，要用尽全身之力，难免会发出声音。男女厕所相邻，有的时候，也会听到女队员发出的声音，出来时，偶尔男女撞个对脸，女队员脸一红，低头就跑。

我们男队员不怕，把这个当成笑话讲：

“今天你蹲了几分钟？”

“几分钟？足足十五分钟，差点没冻死。”

“十五分钟，那你效率相当高，比我好多了，我半小时还没下来。”

说完，两人相视哈哈一笑，也算苦中作乐。

我们所在的林西矿区前面，隔着马路有一处小山坡，山坡上有一处不大的果园，大概十几亩的样子。

1977年春天，果树都返青了。我们对这些不太懂，尤其是一些女队员，叽叽喳喳的议论：这个说是苹果树，那个说是梨树，还有的说是桃树。

大家就打赌，结果，没有多长时间，谜底揭晓：树上开出了粉红的桃花，还有绿油油的叶子，在里面散步，好像人间仙境，心情霍然开朗。

当时，我心想：要是有照相机就好了，给大家在树下拍个照，留个影，该多有纪念意义啊。

大家都把这里叫花果山，当时，队里有几位年长的医师，天天起来的很早，三三两两来到这里，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年轻人起床时间晚一些，一般在中午或晚上去一次，每天碰面时，大家都会问一句：“去花果山了吗？”

这语气听起来，好像人人都是孙猴子。

唐山大地震二十周年时，我和十几位上海医生去唐山做了一次义诊，如今，又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始终这样认为：唐山的这九个月是我此生中最宝贵的九个月。去的时候，我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而现在，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

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干脆讲，现在的很多人都在拼命追逐财富，然而，我们总要面对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

等这些年轻人到了我这个年纪，也许会真正明白财富的真正含义。

是的，真正的财富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是精神层面的，就像唐山大地震赐予我的一样。

（本文主人公刘福官，男，1948年出生，1973年参加工作，1976年赴唐山参加唐山大地震医疗救援工作，为上海曙光医院第三批赴唐山医疗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