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撰写有关新中国特赦战犯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而闻名遐迩的著名作家黄济人，与特赦战犯中最为顽固且有个性的黄维交往较多，也留下不少趣闻轶事。

黄济人是军人的后代，黄维是老军人。

黄济人才华横溢、坚韧执着；

黄维有书呆子气，爱憎外露、语言犀利、讲话不留情面。

如此两个人，因写书结缘而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交。

许多资料都介绍了黄济人第一次去见黄维的情景。

1978年，作为国军起义将领黄剑夫儿子的黄济人，带着舅父----特赦战犯邱行湘的亲笔介绍信以及一书包的馒头，前往几座大城市去采访曾关在功德林后被特赦的知名战犯。

黄济人后来回忆，在他采访的绝大数人中，原国军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算是最特殊的一个，给他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刻。

有关特赦战犯黄维的故事流传较广。他历经27年关押改造，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被安排在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致力于国民革命军军史研究和祖国统一等有益工作。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黄维自己都十分感慨。

却说黄济人来到北京，按照舅父邱行湘提供的地址，找到永定门东街，轻轻敲响了黄维家的房门。

见到黄维后，黄维的反应让黄济人一生都无法忘记。

黄济人回忆：“我去他家时，在外面被雨淋了，鞋上带了很多水印，袜子也湿了。他为我拿了鞋，把新袜子放在我的膝头。看到我的鞋有点破，就略皱着眉头问：‘你怎么这么穷？是不是好吃懒做？’我急忙回答不是···”

而黄维深深叹了一口气，自语道：“我又有什么资格来问你。都是我们打了败仗，才让你们吃苦。”

（1977年已获得特赦一年多时间的黄维）

黄维在得知黄济人想写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往事时，嘴里敷衍两声，就坐回黄济人对面的沙发上。

他不经意打量着黄济人并慢慢说：“你舅舅早有来信，说你想写写战犯的改造。老实不客气地说，这个东西写出来有什么意思呢？除了让共产党看国民党的笑话，我认为一点意思也没有！”

黄维顿了顿，接着讲“听邱行湘说你是学中文的。我报考黄埔军校前，也在中学教过语文。中国的文人，不管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是政客们的御用工具，所以你师专毕业不愿教书的话，可以去当木匠，我看你肩膀宽宽的，手上肯定有力气···”

眼看黄维要推辞采访。坚韧的黄济人那肯放过这难得的机会。

他立即向对方展示了自己先前写好的一篇关于舅父----原国军少将师长邱行湘在功德林改造的故事。黄维接过来，看得很认真。

文稿内容和精彩的文笔，令黄维仿佛又回到了功德林岁月。他情感激荡，不禁流下了眼泪。

接下来，黄维虽然没有表示积极支持，但也没有再拒绝黄济人的采访。

他让黄济人住在他家，把他当侄儿一般接待、聊天，并对他说：“你不是要写战犯改造吗，我楼上楼下全是战犯，我不给你讲监狱的事情，总有人会告诉你嘛！”

就这样，黄济人从黄维等采访对象手中获得了大批宝贵资料。

回到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后，黄济人便开始了埋头创作，用时半个学期，顺利完成了二十八万字的报告文学初稿，定名为《功德林》。

（黄济人）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关战犯改造这样重大题材，话题还是十分敏感的。

黄济人考虑再三，放弃了给哪一家出版社、杂志社编辑部投递的打算，而是把作品稿直接寄给了曾主管战犯改造的国家公安部。

就在他从内江师范学院毕业之际，意外收到了来自公安部相关部门的公函，请他立即赴北京改稿。

因为就在这之前，美国有媒体借助某个别特赦人员之口，造谣污蔑新中国的战犯教育改造工作。公安部领导认为，黄济人的这篇作品，正好是对外媒造谣的有力回击。

公安部几位领导对黄济人的这篇作品寄予了厚望，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命题作文，希望黄济人写得更加真实，更加生动，从而更加具有说服力。

他们建议黄济人对《功德林》这篇初稿进行认真修改，再补充一些详实历史资料进行完善。

一位领导还告诉黄济人，当年战犯们先后给毛主席写过三封感恩信，你的初稿中写了这件事，却没有写出信的内容。现在信件原稿就在我们这存档，可以提供给你···。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对黄济人说，你这书名起得不很好。北京老百姓谁都知道“功德林”是监狱，给人以灰暗的感觉。现在“四人帮”的阴霾早已散去，书名要体现时代的晴朗与开阔。

凌云说，我已经想好了，你不反对的话，就改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吧。

随着作品章节先期在有关刊物上连载，进而全篇作品整书面世，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著名作家王蒙曾评价这本书“参加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

黄济人自此走入了独特的“国民党将领题材”创作领域，写下《崩溃》《哀兵》《征夫泪》等一系列作品。

因为这本书的成功，黄济人在1983年加入了中国作协，也没有返回四川内江师专接受工作分配。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被分到重庆文联任专业作家，1989年开始出任重庆市作协主席。

就是在1979年秋冬至八十年初期，黄济人被推荐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馆当编辑期间。他与黄维之间又发生了一件事令他终生难忘的“小事”。

黄济人后来自己讲述说：

一天中午临近下班时，他正在伏案赶写一封家书。随着走廊一串“笃笃的拐杖声，黄维先生走进办公室来。

黄济人知道，黄维当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后，十分尽职尽责，经常来这儿查找资料，猜想他这次又是如此。

作为晚辈，他停下笔，欠身向黄维点头打了个招呼，之后继续埋头写信。

黄维向资料架走过去时，不经意地向他桌子上瞟了一眼。

大概就是这一眼，竟让他看出了问题。

黄维找完资料，并未离去，而是走到黄济人旁边，来回地踱起步来。

黄济人回忆：

“当时我没太在意，仍埋头写信。终于，黄维先生沉不住气了，开口问道：‘小黄，你在给谁写信？’‘给我母亲啊，她在重庆。’我赶紧抬起头回答。”

这一刻，黄济人发现黄维先生神色异常严峻，双眼直直地瞪着他。

黄济人心里有点诧异：‘有什么事吗，黄老？’就赶紧问他。

“小黄，你···怎么能这样？”

黄维突兀而来毫不客气的指责，弄得黄济人莫名其妙。

便赶忙回答：“我没做什么啊，·····”。

“没做什么？你给你母亲写信，怎么能用公家的信笺？”

明白这老先生为何而动怒，黄济人真是哭笑不得。

于是嘴上嘟囔说“黄老···，呃，你何必发那么大的火，不就两张信笺吗？”

黄济人当时心里想，这黄维怎么这样不懂人间烟火，如今用几张公家的信笺写封私人信件，算得了什么？

可是，黄维先生接下来对说的的一番话，却让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黄维平静下来，却很严肃对他说：

“小黄，你送我的书，我认真看过。你是一个作家，作家应该有一个好的品德，更应该想大事，成大业，年纪轻轻就贪图这种蝇头小利，学会揩公家的油，我看你一辈子成不了气候！小黄啊，立身处世，贵在严于律己，我是不忍心看到你从这样的小地方开始堕落下去呀！”

黄维说得那样痛心疾首，语重心长。

黄济人感受到，面前老人的神态和语气，明明白白地饱含着恨铁不成钢的惋惜。

黄济人自己描述：

“那一瞬间，陡然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被人当场抓获的小偷。一种无比强烈的羞耻感紧紧地攒住了我···。我撕下巳经写上字的那一页信笺，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里。我不敢说话，不敢看他的眼睛。黄维先生却伸出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久久地摩挲着，同样无语。然后，他走了，拐杖触地笃笃作响，出了门，出了走廊，直至消失···。”

　 资料介绍，作家黄济人1947年生于北京，祖籍重庆，大专学历。文革期间曾上山下乡，当过知青、教师。1977年大专毕业后，开始走上专业文学创作之路。

他曾被选为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重庆市作家协会荣誉主席、国家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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