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王工一，编辑：拾点
1974年，我在团报道组担任报道员快一年时间了，加上此前的投稿，累计在军报、驻地省、市报(台)发表的稿件有十来篇，期间多次受到团首长的赞扬和嘉奖，并确定我为提拔干部的“苗子”。
结果因为当时“三支两军”干部全部从地方撤回部队，导致基层机关干部严重超编，一个萝卜一个坑，导致我一直没有提拔干部的机会。
直到1975年底，团首长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以司务长为跳板，最终让我担任了团政治处报道干事，可以说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
1970年年底，我怀着对军营的向往，报名了参军，后通过严格的体检、政审、家访，顺利应征入伍。
这年12月，同公社入伍的新兵到县人武部集合，发了皮大衣、大头鞋、带有护鼻的皮帽，那叫一个厚实，一问，才知我们要到北方去当兵，管它呢，能走出山窝窝到外面去闯闯，去哪都行，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换上军装，好家伙！这东北军装还真保暖，刚穿上就觉浑身火热，穿不住，大多只穿一件绒衣就够了，一路向北，这才一件一件加上去。
在人武部一番简单的庆祝仪式后，我们赶往长沙，然后坐上了开往东北的闷罐火车，历经4天4夜，最终停在了吉林市郊一个叫九站的地方，我被分到某炮兵连部队，开始了新训生活。
说起新训，当过兵的应该都难以忘怀，新训严格、艰苦，最初一段时间，只有一个字去面对：“熬”。而感受最深的就是冷，一身冬装趴在雪地里练瞄准，冷风从裤脚处一直灌进全身再从脖子里钻出来，真的是透心凉。
虽然艰苦，但却也受益匪浅，我们也算是完成了一次蜕变。
新训练结束后下连，我分配当了驭手，那时我们部队使用的七五炮，这种轻型的火炮，一般都是用骡马来驮的，所谓驭手，顾名思义就是用马运载火炮的，同时也兼具喂马的任务。
虽说驭手只干了几个月，但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期间，我学会了骑马，而且那时部队驭手们都是不用鞍子的，我们笑称“骑马奔腾”。
这种颇有些潇洒的日子没过多久，我便随部队来到黑龙江省的鹤岗以北的一个军队农场参加军农生产任务。
鹤岗是黑龙江有名的一座煤城，由于当时还是4月份，农场土地尚未完全化冻，等待的那段时间，我还随部队下井挖过煤。
直到5月，土地开始解冻，才开始种地，在军队农场算是涨了见识，黑龙江的土地那是真的肥沃，不是我们湖南地区可以相比，土地都不需要耕作，直接播种子就行，之后也不用施肥或是除草（种的是大豆），等着收成就行。
而且土地一片片大得令人不可思议，一眼看不到头，一个来回得有30多公里，好在都是用机器的，搞生产，每天就是站在拖拉机后面的播种机上，保证播种机上往下漏种子的通道不被堵塞，种到地里就行了。
到了“农闲”时，我们又去帮助下井挖煤，但生产挖煤之余，部队也没忘自己的“天职”，毕竟军队是用来保家卫国的，随时都要做好上战场的准备，训练也不能落下，期间，最让我难忘的则是73年那次野营拉练。
70年初，部队开始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其中野营拉练便是主要的一种形式，拉练就是把部队齐装满员地拉出营房去一路练走、打、吃、住、藏，其中最艰苦的当属长途奔袭。
记得那次拉练时，我们就来了一次负重奔袭（负责20多公斤），要在24小时内步行220华里，我体格稍瘦小一些，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长时间的急行军，导致我脚后跟打了泡，随着不断地摩擦，脚后跟上的泡越来越大，最后终是磨破了，每走一步，硌得生疼，我只得忍住痛疼，一瘸一拐跟着队伍。
就在这时，前面又传来了口令:“全队奔袭！”
天呀！走都要走不动了，还要跑，我急赶几步来到曹连长旁边请求道:“曹连长，我鞋开胶脚打泡了，请批准我掉队吧！”
“这就是战场，是要做好流血准备的，打个泡算个屁！今天就是爬也得给我跟上队伍！”连长这一顿没头没脑的擂，使我心里难受极了，只好咬着牙，跟着队伍急行军。
直到夜间 11时多，总算结束了这次拉练。
我和大家回到宿舍，别人忙着整理背包，擦拭枪支，洗脸洗脚，我浑身就象散了架，一点精力也没有，斜躺在床上忍受着脚上钻心的疼痛，心里更不是滋味。
就在这时，连长带来了热水让我洗脚，而后语重心长地对我:“小王呀！咱们平时搞训练，就要从难、从严、从实践出发，只有平时刻苦训练，战时才能少流血。练兵一要练战术，二要磨练意志。”
洗完脚，他又给我上了一些药。
我听着连长这番人情人理的话语，望着他满脚泥水，我的心头如一股暖流消过，泪水再一次从眼角滚落下来。
这样的训练，有效地磨练了我的意志和体能。一个人吃苦达到如此极限以后，再吃什么苦都不在话下了。
这些经历，也都为我之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之后的一次调任，可以说让我的人生迎来了转折。
记得那是1973年3月的一天，当时连通讯员来叫我，说唐指导员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
我到了连部，看曹连长、唐指导员正和一位同穿着四个兜的干部在说话。曹连长看我进了连部，笑着对那个干部介绍道:“这位就是我连的战士王工一。”
然后又对我说:“这位是团政治部马干事，他找你有事。”
马干事给我倒了杯开水，让我坐下，便和我聊了起来，这时我才知道，团政治处报道组需要一个报道员，这会是来征询我意见的。
而之所以找到我，得益于我参加前在地方当过通讯员的经历。
69年，我中学毕业，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搞得如火如荼，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毕业即就业——回家当农民。
那时农村实行的是公社制度，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下面设生产大队，也相对于现在的村，我因为有些文化，被安排到了生产队担任记工员。
记工员负责给生产队社员记工分，白天一样要出工，晚上回来还得加班，工作比较繁琐，但在这期间，我一直保持着学习读书的习惯。
恰巧，那会村团支部购买了一批图书，就存放在记工室保管，是供生产队社员借阅的。但平时可基本是没几个人会去看书，而对我来说，像捡到了宝，每天完工后，我总要在记工室待上一段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览着那些书。
日积月累书籍，看了不少，感想很多，就会写下来，写了不少文字。期间，曾写过一篇稿子寄到了县广播站，结果还真被录用了，后在村里传开了。
自那以后也点燃了我写作的激情，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闲暇之余，我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好人好事编辑成稿投到县广播站，因此成为了一名特约农村通讯员。
没想到这个专长，会让我抓住这一次机会。
1974年，我被调入团报道组任报道员。开始在军报、驻地省、市报(台)发表新闻作品。因成绩突出，军政治部还要我介绍经验，并确定我为提拔干部的“苗子”。
可当时“三支两军”干部全部从地方撤回部队，基层机关干部严重超编，没有提拔干部的机会。
直到1975年底，一个连队的司务长患肝炎，病退了，团首长抓住这个机会，提拔我为该连司务长，成了干部。9个月后，改任团政治处报道干事。
从此，我开始了专职新闻工作生涯。
1978年，被“文化大革命”搅和得不像样子的解放军报社，开始恢复元气，需调人一批年轻人。报社在全军范围内招考一批基层新闻干部，进入“新闻培训班”学习。我考进了这个班。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恰逢中越中苏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局面，报社从50名学员中，留下5人进入编辑记者队伍，我是其中之一
而我当见习记者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到报社组织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记者组工作，之后在1979年初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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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