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适的那句“我情愿亡国，也不主张跟日本作战”的背景，是针对1933年4月3日，农学家董时进《大公报》上发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抗战，董时进文章大意如下：

“为了击溃日本，我们可以学使用军阀手段，利用百姓的弱点，榨干百姓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不仅能吃苦，还愿意服从，让百姓上前线，和日本人拼命送死，尽其所有物资拿去供需，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说出一句怨言，如果胆敢有异议，一律处决。”

我在相关的微头条里面说过，有时间的话来好好聊一下董时进这个人，董时进固然讲过上述非常耸动的话，但可以看出这个人倒是个直肠直肚的人。以下的内容都是百度而来的，如果读者认为有出入的，尽管提供相关的证据！

董时进

董时进（1900-1984）男，汉族，四川省垫江县（现属重庆市）人，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25年回国，担任北平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农学院教授及院长，主编《现代农民》月刊，创办重庆大新农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中国农民党。1949年12月，董时进曾诚恳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1950年到香港，1957年到美国，1984年在美国去世。董时进一生著述宏富，《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国防与农业》是其代表作。

董时进1945年举家赴上海。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50年，董时进迁美国定居，入美国国籍，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晚年为和平统一中国，奔走于海峡两岸，终因患肠癌，于1984年4月16日辞世，享年84岁。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他的四弟：四弟董时光，20世纪50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1957年因反对官僚主义，以诤言招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1984年5月13日正式平反昭雪。人们称他是一位爱国和崇尚民主、科学的正直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董时进青年时十分崇敬孙中山先生，凡有称孙中山先生为“孙大炮”者，必与之激烈争辩，致面红耳赤，不折服对方，决不罢休。1919年，他在京师大学农学院求学时参加“五四运动”，于6月3日游行时，被北洋军阀拘捕，七天后被释放回校。

1946年旧政协会议时期董时进联络农业协进会中的一部分人，在重庆成立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该党成员中主要是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该党于1948年5月三中全会修订的政纲主要有以下四项：一、建立民主政治；二、促进经济发展；三、合理分配财富；四、消除一切战争。1946年，国民党当局强行单方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从民盟中分裂出去的民社党、青年党都投靠国民党，参加了不得民心的“国大”，农民党却拒绝参加，董时进著文指责“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之后他办的《现代农民》月刊屡遭当局的压制，他又发表文章说：“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利，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同年，董时进公开著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

1949年1月，农民党发表宣言，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4月，董时进自香港派代表来北平，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5月17日，董时进自香港抵北平，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6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董时进，指出“农民党并不代表农民，而是地主富农利益，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至于该组织中的农业技术人员可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董时进表示接受批评，于6月25日在北平发表了《中国农民党停止党务活动致力于生产建设宣言》，宣称：“本党中常会议决，自即日起停止本党一切党务活动。号召全体党员一致在中共和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将大家的学识技能和一切力量贡献出来，帮助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功。”

董时进办的《现代农民》月刊，以农民的喉舌自居，也曾揭露、抨击过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如写过《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他还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写了《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他写道：“国民党喊总裁万岁，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他还质问：“林（林森）主席和蒋委员长谁大？”指责当时各单位只挂蒋介石像，不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像的作法。

他赞扬中国共产党“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好。

在批评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贪污成风，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同时，又批评共产党“崇拜偶像”。他反对内战，天真地主张请马歇尔做公证人，国共两党都裁去军队，中国只保留警察，没有军队，内战就打不起来了。美国人也认为此议行不通，魏德迈曾写信给他说：“一个国家没有军队是不行的”，劝他“跟蒋先生走”，自有“出路”。但他拒绝靠拢国民党，也不理解共产党，想以美国为模式走第三条道路。董时进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并不切合实际，但他是学者议政，是探索中的误差。

1950年4月，董时进去香港，旋去美国。董时进晚年致力于和平统一中国的活动，提出主张，奔走于海峡两岸，访问政要。他认为中国应当和平统一，统一后的中国应给台湾地区以高度自治；他反对美国售武器予我国台湾地区，指责这是破坏和平统一中国的方针；他对邓小平先生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极为赞赏，并充分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看了董时进的生平和他的言论，我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既不要“因言废人”，也不要“因人废言”。如今的极左民粹们大搞个人崇拜，疯狂攻击改革开放政策，妄图进行“第二次文革”，阻挡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当真是其心可诛！为此再次教育一下他们，为什么会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要反对“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那么“两个凡是”又是什么呢？

“两个凡是”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又延续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阻挠拨乱反正的进行。它违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理，违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现在你是否清醒意识到某些网络大V疯狂崇拜毛主席，反对改革开放的险恶用心了？你能相信这些人真是盼着国家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