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7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经济发布会上表示，从2023年8 月起，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

现在我能查询的到的结果也就是：总体向好，趋于稳定等。

官方这么做，自有其道理，我一介平民，不敢乱猜测，就不瞎分析了，讲讲与此相关的一些历史吧。

算上本次的失业高峰，自建国以来，我国一共出现过三次失业潮。

第一次是“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大量知青返城。

第二次是“下海”，是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

第三次，入世后，是“出口"，靠外向型加工制造，三来一补(民营经济)+合资、外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外贸下滑带来冲击。

想要了解就业，就要了解我国特殊国情，我来详细跟大家解读一下。

新中国成立前，城镇劳动力多数处于失业状态。1949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1808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为1533万人，占比仅为8.5%。当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员达到474.2万人，失业率高达23.6%。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面临的最大就业问题是大量失业和无业人员。党和政府采取多项稳定就业的措施，对原政府公职人员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雇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扶持政策，对原有失业人员采取“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措施进行安置，并采取招收就业、介绍就业和自行就业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扩大就业。

就业模式，是国家资本独大，国营+集体；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的1957年，全国就业人员达到23771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5689万人；城镇就业人员达3205万人，比1949年增长一倍以上。城镇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到5.9%。此后的上世纪50~70年代间，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我国就业状况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很大改善。到1978年末，我国就业人员达到401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为9514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升至23.7%。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一直采用以全国统一的行政经济为核心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传统劳动就业制度，这种就业政策将“消灭失业”、实现“全面就业”作为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但最终实现的是全面而低质量的就业。在这30年间，国家统分统配的劳动力调配制度和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进行严格限制， “由乡到城”的劳动力流动几乎陷入停滞。政府将农村视为能够容纳更多就业的蓄水池，大量隐性失业充斥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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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失业潮，发生在1978年-1982年之间，主要原因是大量知青返城。

1973年小平重回北京后，开始对国民经济多个领域开展整顿，纠正一些过“左”的做法，下乡知青开始逐步返城。

后来受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云南知青返城风波”等多件历史大事影响，知青返城开始从零星现象，变成集体行为。

特别是78年以后，中央正式发文，同意所有知青全部返城，城市一下子涌进几千万青壮，就业形势顿时严峻起来。

有专家做过统计：当时共有1500余万返城待安置人员，加上城镇本身待业人员及高校毕业、复转军人约500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

大约占当时城镇劳动力(1.15亿)的17%，或者是占青年劳动力的30%以上。

清华大学的王明远教授认为：大量青年的失业，表面是运动中断了升学、招工造成的，实质是经济模式的问题。

之前一些“左”的政策，无差别消灭了私营企业，而在生产投资上，又过分倾斜重工业领域，导致整个经济体制僵化，发展缓慢。

解决办法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小平同志等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用“三扇门”解决就业的战略构想。

所谓“三扇门”，即除国企这扇大门外，还要再开两扇门，分别是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

当时国企除了扩大招工，还开启了退休潮：内部员工纷纷主动提前退休，让子女接班。

为了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各个城市陆续组建了劳动服务公司。

地方上也开始大力发展私营经济。

西安的市长甚至亲自出面，要求各个机关单位把沿街的空地改成商业摊点，安置本单位的待业青年。

为了进一步扩大就业，甚至将一些沿街居民迁走，把房子变成店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解决就业问题，其实就是改革开放的原动力。

经过调整，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2200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以解决。

我国民营经济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长为经济的重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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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主要是发展了社会资本；

在80、90年代，由于内地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沿海地区的商业机会和收入水平远高于内地，因此吸引了很多内地的工作人员选择“下海”，希望能够在商业领域获得更大的成功和收益。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选择“下海”的人确实取得了成功，他们成为了最早一批富起来的人。这些人包括个体户、民营企业主、国企改革家等，他们的经历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二次失业潮，是1998年-2004年，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

下岗潮的出现，本质上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90年代以后，外企和民企不断壮大，国企许多领域都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

根据官方数据，1998年全国国企亏损面达到55%，总体利润为负的72亿，创历史最低水平。

但国企亏损了，是工人的错么？是工人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吗？

但问题出现，总要去解决：政府开展了以“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主要方向的国企三年脱困行动。

通过减员，国企职工累计下岗超过2600万，约占当时国企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1000多万人下岗，城镇下岗人员总数超过3600万。

当时城镇总劳动力数量约2.3亿，失业人口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5.6%。

就是那次下岗潮：作为东北人，亲眼见到自己的发小、长辈、亲朋好友、叔叔伯伯是怎样从幸福走向毁灭！

长辈们直言：那些“夫妻吃了最后一顿，带着孩子自杀”的故事，在当时根本不算新闻，太多了，麻木了。

不经感叹：“下岗潮”过去快20年了，但对东北的影响，至今没有结束，东北人的上升渠道，依然没有打开。成年的礼物是南下打工的火车票。随着近年来哈尔滨旅游的爆火，东三省人民都想保护或者说是太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经济收入，可以看出来是用心加小心加包容心。加油东北人民。因为各种限制，我对下岗潮的一些看法，点到即止，无奈而已。

解决办法

面对严峻的就业危机，政府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鼓励民企吸收就业。

并牢牢抓住国际机遇，在关键时刻进入WTO，外贸出口顿时激增，终于渡过了失业危机。

我个人认为，第二次失业潮的解决，主要靠进入了世贸，假如没有抓住机会，后果很难预料！

3

主要特征是国际资本大幅增长，社会资本、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4万亿计划的实施在短期内帮助中国经济成功摆脱金融危机的阴霾，大量资金被注入到基础设施领域和政府主导的支柱产业，基建投资增速直线上行，2009年全年基建投资增速达到42.2%，创历史高点。然而，这也导致了资源错配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为日后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风险埋下了“种子”。 如今复盘“四万亿”计划，重点在于反思如何有效应对危机，理顺应对危机的决策流程，以及政府应该如何界定职责边界，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作用。

第三次，入世后，是“出口"，靠外向型加工制造，三来一补(民营经济)+合资、外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外贸下滑带来冲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

解决办法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旧改，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建设等都是当时提出来的。

现在的形势，社会资本在走资、爆炸，国际资本在断链、撤资，国有资本沉没、空转的情况加剧。破局解难，还是要从社会资本的解放、活跃入手，毕竟国有资本容纳就业的容量有限。另外，就是第一次的方式继续用起来。

这次我们该如何应对，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