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三年（538年），东西魏河桥之战中，西魏统帅宇文泰战马为流矢所中，西魏军见主帅坠马开始逃散，东魏军趁机杀至阵前。

关键时刻，西魏大将李穆当机立断，下马一边抽打宇文泰一边责骂他：“你这个糊涂兵，你们王爷跑到哪里去了？”。

看着在李穆皮鞭下唯唯诺诺的宇文泰，东魏军认定他不是一条“大鱼”，于是没有理会他继续追击溃逃的西魏军，李穆随后将自己的马送给宇文泰，这才让宇文泰逃出升天。

如果没有李穆的机智应对和舍命相救，就不会有日后的北周太祖宇文泰了，为了表彰李穆的救驾之功，宇文泰不仅加封李穆为武安郡公，还赐予他铁券，并称凭此铁券可免李穆10次死罪，起源于西汉时期的“丹书铁券”从此有了“免死金牌”的功效。

但在皇权时代，所谓的免死，大家也就姑且一听吧，丹书铁券的最终解释权在皇帝，什么情况下丹书铁券有用，什么时候没用，完全由皇帝说了算。

丹书铁券虽说不能绝对免死，但至少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代表皇帝的极端信任，按照一般思维，臣子获得皇帝的丹书铁券，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但是，在礼崩乐坏、奇葩事不断涌现的中晚唐时期，竟出现了一起大将在获得皇帝赐予的丹书铁券后立刻造反的怪事。

本来可以救命的丹书铁券，为何会成为大将造反的推手？这一切，还得从那场因一顿饭而引发的血案说起。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河北、河东、淮西多地节度使起兵反叛，唐德宗调防区在西北的5000泾原兵东征平叛。

按照唐廷惯例，调藩镇兵平叛皇帝要亲自检阅并当场放赏，而泾原军又是唐军中有名的“穷鬼”，所以在最初泾原兵的平叛（领赏钱）热情很高。

但由于此时唐廷正深陷严重财政危机，而以往的泾原兵又十分听话，所以唐德宗就想把劳军和放赏的环节“简化”一下，他派一向瞧不起武人的京兆尹王栩去犒赏泾原军。

但王栩非但没带去一分钱，连提供的饭菜都是最基本的粗茶淡饭，连点肉都没有。

被如此对待的泾原兵大失所望，他们摔碎饭碗，杀掉使者，然后本着“既然皇帝不想给钱，我们就自己去取”的原则杀向皇宫。

知道厉害的唐德宗这时候想拿钱平息叛乱了，但为时已晚，已经杀红眼的叛军认定了一条真理：把你弄死后，你的钱就都是我的了。

眼看局势失控，唐德宗仓皇带着皇子、公主和近臣逃离长安。

算上这次，大唐皇帝已经三次逃离都城长安了，第一次是唐玄宗因为安史之乱逃跑，第二次是唐代宗因为吐蕃入侵逃跑，而这次唐德宗逃跑，是因为一顿饭，毫无疑问，大唐皇帝离开都城的理由越来越随意了。

其实唐德宗逃跑前是尝试过让禁军去镇压这帮“反贼”的，但得到的回复却是禁军跑的比唐德宗快。

泾原兵只有5000人，却在大唐都城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城中百姓听见喊杀声知道肯定又有人作乱，于是开始四散逃跑。

这时，泾原军将士们喊出了一句极为杀人诛心的话：不用跑，你们以后再也不用交间架钱和除陌钱了。

间架钱和除陌钱是唐廷的一项臭名昭著的苛政，长安百姓对其深恶痛绝，泾原兵这句话可谓一句顶一万句，直击唐帝国统治者的软肋，并逆转了百姓心中官军与叛军的的关系，日后叛军在明显失势后依旧在长安城里平平安安地待了好几个月，这不能不说与这些话毫无关系。

叛军杀入宫中大肆抢劫，直到财宝多到拿不动了才停下。

狂欢一夜后，叛军们逐渐冷静下来，钱这东西，不但要有命拿，还得有命花。

既然篓子已经捅这么大了，与唐廷基本丧失讲和的机会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找一个领头的，带着他们彻底把大唐灭掉。

此番带泾原军进京的节度使姚令言自知威望浅薄，于是他向泾原军们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太尉朱泚。

姚令言推荐朱泚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朱泚以前当过泾原节度使，泾原兵们认为朱泚为人宽和，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第二，朱泚的弟弟朱韬此时正在河北发动叛乱，拥立朱泚更容易与河北地区叛军形成呼应，这样叛乱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长安周边有朱泚的3000旧部，要知道叛军总兵力才5000人，如果能有3000人加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助力。

叛军将领找到朱泚时，他正赋闲在自己的大庄园里，弟弟朱韬叛乱后，朱泚惶惶不可终日，德宗出于笼络人心的目的公开表示朱泚肯定没问题，并赐他一座大庄园，但朱泚十分清楚，这哪里是庄园，这就是一座大一点的监狱，形势稍有不对，他立刻脑袋搬家。

朱泚与叛军交谈后，得知区区5000叛军根本没费多大劲就把唐德宗赶跑了，说明此事皇帝众叛亲离，朝廷根本没什么威望，所以造反这事，有戏。

于是，朱泚来到含元殿，召集群臣前来议事，由于德宗跑的太匆忙，有些大臣根本就不知道皇帝已经跑了，还以为朱泚是代表皇帝请他们议事，于是欣然赴约，但赴约后才发现不对，这朱泚要去对付的好像就是皇帝呀。

朱泚知道要想留住更多人就得给自己造势，于是他用上了当初董卓入洛阳时的招数，让自己的亲兵每日夜间偷偷出城，第二天白天再大摇大摆进城，给人一种前来归附的兵马很多的错觉。

连哄带骗下，除少数大臣逃出长安投奔德宗外，大部分人都默认继续给“乱臣贼子”服务了。

就这样，稳住局势后的朱泚决定不装了，摊牌了，其公开自立为帝，改国号为“秦”。

“大秦皇帝”朱泚在“登基”后立刻联络了此时正在河北叛乱的弟弟朱韬，兄弟二人相约在洛阳会师。

但朱泚知道，虽然他给自己自封了一个皇帝，但他这个“大秦皇帝”的合法性跟那个逃跑的大唐皇帝比完全是天壤之别，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趁着德宗仓皇出逃，统治体系崩溃的关键机会窗口，一不做二不休，弄死唐德宗。

此番唐德宗逃亡时非常非常狼狈，身边只有一些太监和皇室成员陪伴。

一行人逃到咸阳时，当地藩镇兵权衡之后决定还是加入皇帝的队伍，队伍稍壮大一些的德宗一行人又匆匆离开咸阳赶往奉天。

奉天城防较好，可以做一个临时的总部，达到奉天的德宗决定以这里为临时统治中枢，召集天下兵马勤王。

但勤王兵马尚未到达，朱泚的叛军却到了，奉天城的城防还可以，可以做适当防御，但问题是此时德宗身边没多少兵，如果此时朱泚率领叛军主力前来，以德宗手上那少得可怜的兵力必定无法守住，但天无绝人之路，昔日郭子仪部下，朔方军名将浑瑊此时正在奉天附近，听说皇帝逃至此地，立刻率旧部及家族部曲来到奉天。

浑瑊带来的兵应该也没有多少，毕竟此时他不是节度使，但好歹此时城中有名将坐镇，对城中将士的信心有一定的支撑。

浑瑊入城后不久，朱泚派来的叛军也到了。

如果让叛军攻破城池，唐德宗和追随者必死，但如果让唐军守住城池，等到各路勤王大军到来，就是叛军的末日了，这是一场双方都输不起的战争。

叛军从奉天城的东、西、南三面进攻，浑瑊率城中不多的士兵奋力防守，双方战事昼夜不停，奉天城有好几次险些被攻破。

包括唐德宗在内的所有人都一度感到绝望，唐德宗甚至对手下表示过：如今的局面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各位可以开城投降以保身家性命。然后君臣抱头痛哭。

然而，德宗并未真正的“以身殉国”，奉天城在叛军连日猛攻下虽然岌岌可危，但就是没有被攻克，双方在相持40余日后，唐军的援军陆续到达。

唐军的增援部队中，有两支部队格外重要：

一支是李晟率领的神策军，一支是李怀光率领的朔方军。

神策军是大唐皇帝直属部队，装备最精良，待遇最好，理论上战斗力也最强，为什么要强调理论上，是安史之乱之前，大唐帝国理论上的最强军队是长安禁军，如果不是安史之乱爆发，这种理论还将一直持续下去，当然，此时的神策军刚刚组建，还未彻底腐化，战斗力也不算差。

至于朔方军更是鼎鼎大名，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玄宗逃往蜀地时，太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正是靠着朔方军这个基本盘再次把唐旗立了起来，但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廷为防止朔方军过于膨胀开始全方位削弱这支功勋军队，此时李怀光率领的这支朔方军虽然不复当初郭子仪、李光弼时期的雄风，但整体战斗力依旧不差，是少数可以与河北藩镇军打野战而不落下风的唐廷军队。

朱泚的叛军本就是临时拼凑的，如今神策军、朔方军等强援达到，他们根本不是对手，几番交战后就解除奉天之围退回长安。

叛军的总兵力本来就不多，此时又只有长安一座孤城了，按理来说，大唐只需集中兵力，一战而长安可定。

但如果事情能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发展也就不叫晚唐了，泾原兵变，一场因为一顿饭而导致皇帝逃亡，国都沦丧的“惨案”到现在才走完一半，后面还有不少好戏呢。

随着叛军撤退，唐德宗脑袋搬家的危机暂时解除。

也许是真真切切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的原因，此时的唐德宗，说好听点是成熟了，说难听点是没心气了。

当初那个雄心勃勃要削平河北骄横藩镇的唐德宗要向河北藩镇妥协了。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德宗下罪己诏，诏书中说：

朕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

德宗在罪己诏中公开赦免了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之罪，诏书发布后，田悦、王武俊、李纳自去王号，表示归顺朝廷，朱韬和李希烈依旧不服，但已孤掌难鸣。

如此看来，形势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对于此时这个风雨飘摇的大唐来说，意外总会毫无意外地发生：

朔方军统帅李怀光性格直率，如今又自视救驾有功，开始对当时朝中存在的问题一顿输出，李怀光表示：如今朝廷被搞成这个鬼样子，都是卢杞、赵赞、白志贞这帮人给害的，我要是见了皇帝一定请求皇帝杀了这帮混蛋。

卢杞等人可都是德宗的近臣，他们离德宗最近，对德宗的决策能发挥很大的影响，李怀光要建议皇帝杀掉他们的消息传至他们耳中，为了保住性命，卢杞等人开始疯狂給德宗吹风，说李怀光是骄兵悍将，不能让他立刻进入奉天城呀，得让他立刻去收复长安呀。

可能是经历过泾原兵变后，德宗看到藩镇兵心里就打怵，竟真的听从了卢杞等人的意见，没让李怀光进入奉天城，而是让其暂时在咸阳驻扎，并派自己唯一能信得过的神策军与其一同驻防。

但接下来，历史以一种诡异的方式重演了，泾原兵变是因为“一顿饭”引发的，如今驻扎在咸阳的朔方军也因为“饭”的问题而感到异常愤怒。

朔方军与神策军的防区接近，但因为神策军是德宗的“亲儿子”，朝廷的钱粮都优先补充给神策军，朔方军方面只能捡点残羹剩饭。

李怀光对于这样的安排极度不满，多次向德宗上表，表示双方一同打仗，待遇也应该一致，这样偏袒神策军，岂不是让朔方军极度心寒。

李怀光确实是个狠人，既然皇帝不给钱粮，他就决定自己去找，但是他的做法跟泾原兵不一样，他没有直接去抢皇帝分给神策军的钱粮，而是纵容部下去劫掠当地百姓，更杀人诛心的是李怀光还把抢来的钱粮强行分给神策军一部分，神策军既不敢要，又不敢不要，双方关系搞得非常尴尬。

双方的隔阂表现在方方面面，后来神策军移防时，是要列阵防御朔方军进攻的，神策军是皇帝的“爪牙”，此时神策军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就反应了皇帝的态度，不信任已经写在脸上了，但德宗皇帝还想去安抚一下李怀光，他派人给李怀光送去丹书铁券，表示凭借此物可免李怀光三次死罪。

但这份拉拢的实际效果却完全与德宗想象中的相反，李怀光看到丹书铁券后，非但不感激，还异常愤怒地表示：凡是怀疑臣子反叛，才赐给铁券，现赐给我，是叫我反叛吗？

如今的李怀光会因为丹书铁券而暴怒，恐怕是因为先前没少被德宗的空头支票忽悠。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李怀光只怕是不反也得反了。

李怀光反叛的过程也比较搞笑，他在真正反叛前派人联络在驻扎在奉天的部下，结果这些部下不想反，就把李怀光要反的消息报告了德宗，还不是一次报告是反复报告，但德宗得到消息后似乎也并没有大的举动。

是李怀光派去联络的信使被扣下后，知道事情败落的他表示要与长安的朱泚联合反叛了。

得到消息的朱泚也是一脸懵逼，此时的他在退回长安后又待了几个月，估计这几个月他一定是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按照正常情况，勤王兵马集结完毕后，早就应该进攻长安了，但现实却是朱泚这个反贼头子不但没等来官军的围剿，反而等来了原官军主力朔方军抛出的橄榄枝。

退回长安后朱泚就对自己没啥信心了，如今李怀光表示要联合，他大喜过望，表示要向李怀光称臣，但是李怀光在公开树起反旗后也没有太大的动作，他没像当初的朱泚一样目的明确地要搞死德宗，甚至游离在一种“反了”与“没反”之间。

刚才说德宗在接到李怀光要反的消息后什么也没做有点冤枉德宗了，他还是做了一些事的，比如在预感到奉天已经不安全后，他又非常丝滑地跑到梁州去了。

德宗跑了，李怀光就算想擒贼先擒王也没有目标了，思前想后下，李怀光并没有与朱泚合兵一处继续在关中平原核心区折腾，而是转战西北地区，这可以理解，西北地区的唐军兵力空虚嘛。

而朱泚见李怀光好像没有成大事的迹象，也就索性不向他称臣了。

其实从李怀光反叛后，李、朱和唐德宗的反应就不难看出，这三方势力都缺乏长远目标和切实的执行力，都只是在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一场妥妥的菜鸡互啄。

各方都菜，只要有一方不太菜就能鹤立鸡群，最终的变量来自于唐廷方面，确切的说应该是河东节度使马燧的加入，河东军本来战斗力不俗，但在泾原兵变刚刚发生时却一直在“坐山观虎斗”，如今形势已成残局，这支队伍终于决定入局了。

随着河东军的加入，大唐官军的整体战斗力明显提升，先收复了长安，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李怀光。

李怀光的朔方军这么长时间一直过得浑浑噩噩，而且跟着李怀光怎么看也不像有出路的样子，于是有大量军队投诚。

马燧的先锋军进占绛州，并击败李怀光军队，在双方都是弱鸡的情况下，一方只要稍微发一点狠，对方就会土崩瓦解。

其实李怀光的部队没吃太多败仗，只是继续跟着李怀光实在看不到希望，最终朔方军将领牛名俊割下李怀光的头投降马燧。

从被德宗征调的泾原兵因为一顿饭而反叛，到李怀光的头被割下送给朝廷，这场持续了三年之久，被称为“奉天之难”的动乱终于画上了句号。

这场叛乱与中晚唐时期的很多叛乱一样，轰轰烈烈的来，悄无声息的去。

泾原兵变后，那个踌躇满志、敢想敢干的大唐皇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随波逐流、畏首畏尾的穿着龙袍的小丑和困兽。

其实，我们不能因此而过份苛责唐德宗，因为他确实尽了最大努力进行了尽可能正确的尝试，但人的力量永远无法抗衡时代的洪流，即便你坐在龙椅上，被芸芸众生唤一声“皇上”。

唐德宗的削藩尝试之所以失败，归根到底无非三点：没兵，没钱，以及随着衍生出的无法再进行信用贷款。

人类社会是靠想象力凝结而成的复杂群体，而支撑想象力这种虚无缥缈的事物的又是钱、兵这样的硬实力。

自玄宗朝藩镇设立，掌握在唐帝国手上的钱与兵便一步步被地方节度使蚕食，安史之乱不过是节度使这一新兴社会群体对于唐帝国的旧统治群体的一次宣誓主权。

在旧秩序的资源垄断下仍能实现崛起的群体往往拥有着最强的社会活力，一旦他们形成气候，旧秩序下的老权贵们即便拥有资源优势也很难再将其压下去。

当初，兴起于文景二帝时期的豪族群体，即便在武帝那持续挥舞了近半个世纪的恐怖铁拳下仍能持续成长。

如今经历了大量时间沉淀的大唐节度使，别说一个唐德宗，就算太宗在世也未必能彻底解决的了。

当然，虽然最后的结果惨淡，但我们仍有必要简单复盘一下德宗削藩的整体战略：

德宗敢于向河北藩镇说不的底气来自两点：第一是安史之乱平定后，大唐的国威稍微得到恢复，大唐帝国可以凭借这点适当的向地方势力进行“信用贷款”；第二则是经历了刘晏、杨炎两位“理财官员”的改革后，大唐的财政状况有所好转，朝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钱来买地方势力的效忠。

但如上文所说，想象力这种软实力得依附于硬实力之上，此时唐廷的硬实力中真正拿的出手的税改后还算丰盈的府库，至于号称天下精锐的神策军，事实证明实力也就那么回事，战斗力也就相当于强一点的藩镇，光凭它是打不服这遍地军头的。

所以唐德宗要想成功，只有一种办法，拿钱去向地方节度使买武力，凭借买来的武力去镇压不听话的藩镇，以此增加唐帝国整体的权威，随着帝国整体权威的增加，其能够进行“信用贷款”的额度也会增加，如果这个正反馈循环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则终会有一天，大唐的“信用额度”会高到不用付钱，也有地方势力愿意为其打仗。

但是这无疑是一种理想情况，期间的变量太多，唐德宗比较倒霉，在进行第一步时就因为河北藩镇的顽强抵抗和紧接着发生的泾原兵变而导致整个体系被彻底打崩，我们假设唐德宗的运气没那么差，他的那套以钱买武力的模式能进行的更久也更顺利一些，如果是这样，唐德宗便很有可能面临一个新问题：有些藩镇在替唐德宗剿灭其他藩镇的过程中做大，成为新的安史集团。

总之，此时的唐德宗面临的几乎是一个无解的死局。

哦，对了，还记得文章开头我们提到，泾原兵发动兵变之初在长安城中大喊：不用跑，你们再也不用交间架钱和除陌钱了。

财政改革，是安史之乱后唐廷所有改革中最成功的一项，正如前文所说，唐德宗跟与地方藩镇摊牌的最主要原因是朝廷手上有些钱了。

但朝廷本身不是一个生产部门，其并不创造财富，唐廷在财产改革后变得有钱了，这份钱一定有出处。

理论上讲，中唐时期的财政改革，将承担赋税的主要群体从穷苦的自耕农和失地流民转移到中产和富贵人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但从泾原兵们喊出的那几句话中，我们又不难看出，承担赋税的绝不仅仅是富贵人家。

唐廷的财政改革是如何从盐铁、均输、“两税法”这些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异化为间架税和除陌税这样人人喊打的恶政？

富人税难征，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通病，最终默默承担一切的还得是所谓中产阶级，为何富人税到最后大多会变成中产税？中唐财政改革中就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