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苏联当局推出了一部名为《共产主义史论》的“著作”。此书名字一听就很宏伟，极富纲领气质，然而伴随它问世的非但没有赞美，反而引来阵阵骂声。原来，此书作者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也称得上是当时苏联政法界的标杆人物之一了，此君素来以博学著称，业务能力极强，当初负责编纂此书时被给予厚望。谁料如今书中干货寥寥，反倒是充满了对当局的迎合奉承，甚至为了讨好而扭曲事实。

在一片谴责谩骂中，有人跟维辛斯基狠狠地算了笔账，几乎是刀刀毙命。

说来这老哥也倒霉，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者相反，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祖上是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有人还怀疑波兰首席主教维辛斯基枢机是他们家亲戚；步入政法界早期，维辛斯基为大律师马扬托夫斯基打下手，他跟着领导办了件“惊世骇俗”的大事：那会儿“二月革命”刚刚胜利，临时政府风头正盛，以“德国间谍”罪名逮捕列宁，作为这起诉讼的主要参与者，马扬托夫斯基在逮捕令上签了字，维辛斯基也跟着领导签了。

要是有小人故意使坏，上述这些“成分”每条都够要命的了，好在维辛斯基及时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悔过自新重新站队，终于被革命群体接纳，结果情况貌似更糟糕了——费了半天劲儿，维辛斯基加入的是少数派阵营，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孟什维克”。俗话说方向错误，越努力错得越大。经过不懈的努力，维辛斯基一跃成为孟什维克阵营的箭头人物之一，他利用自己的博学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不少麻烦，甚至因此遭到嫉恨，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

有俗语云“墙倒众人推”，职场上怕的就是这情况。有着如此戏剧性的整套黑历史，再加上《共产主义史论》一书彻底搞臭了名声，看来偌大的苏联政坛不但已没有了维辛斯基的容身之处，他的人生恐怕也要戛然而止了。果不其然，苏联高层很快也做出了“反应”——令所有人都倍感震惊的是，问题很大的维辛斯基同志在莫斯科大学的职位，由讲师直接提升为校长；至于处分，高层甚至压根没提！为何如此呢？这就不得不提他背后站着的贵人了。

原来，维辛斯基早就结识斯大林了，两人是在沙俄末期蹲大牢时认识的。那会儿，革命群体中知识渊博真知灼见者不少，但真正的高学历学术型人才却并不太多，维辛斯基就是后者中极具代表性人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维辛斯基恰恰以口才见长。他的嘴厉害到什么程度？同僚如是描述：维辛斯基往往只需要用一席演讲就可以直接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令被告瘫坐在椅子上，直接放弃为自己辩解。二人相识后，斯大林立马被维辛斯基的学识与口才征服，而斯大林本身的魄力也令对方无比欣赏，革命友谊在彼此的惺惺相惜中悄然建立了。

当然了，在有你没我的权斗中，仅靠这样的“友谊”还不足以救命，帮助维辛斯基转危为安的还有另外至关重要的一点——他一早便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做一件简单却又无比困难的事——装怂。

他究竟有多怂？咱们不妨讲个小故事。

在史料中，维辛斯基是出了名的害怕内务部，哪怕是碰到一名普通的内务部喽啰，他都要表现出唯唯诺诺的样子。甚至因为不愿跟内务部的人打照面，他上班时还要故意多走一段冤枉路，仅仅为了绕过卢比扬卡广场。后来，一些混得很不得意的内务部官员为了寻找存在感，隔三差五就跑到维辛斯基那儿耀武扬威。他们一早就收集了不少他的“黑料”，时不时拿出来吓唬一把对方。

当然了，内务部喽啰们根本就不打算搞垮维辛斯基，只是想以践踏别人尊严的方式寻求满足感而已。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铁杆心腹，居然甘心被人欺负到这份儿上，这份忍耐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了。然而，这样的“怂”并不是出于胆小，而是维辛斯基精心掩饰自己政治野心的“保护色”。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政客呢？同僚早就为他下过定论：“……在他看来，获胜是最终目的，为此应不择手段。”

或许在旁人看来，维辛斯基足够“恶心”，很大原因是他对领导舔得太过火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著名的大灾难中，维辛斯基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每次开会，他负责向最高领导人汇报情况。本来这事儿就很沉重，大家都想赶紧讲完散会，不料维辛斯基反其道而行之，先大篇幅地夸赞领导的高瞻远瞩，然后不断重复当下的路线无比正确，完事儿再吹捧一遍领导的英明，让人自然地认为这位总检察长不过是靠溜须拍马而混上高位的无能附庸。

有时候，维辛斯基的表演实在太过啰嗦，演技也太拙劣，连斯大林本人都看不下去，委婉地要求他“直奔主题”。虽说物极必反，但维辛斯基并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真正引来领导的反感，因为他一早就把准了脉——斯大林想要树立权威，稳固自己的班底，像维辛斯基这样出身高且在学界内富有名望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对斯大林这样很有主见的领导人而言，下属太“聪明”绝非好事，因此，自己越是表现得愚忠，越是“无能”，领导反而会越放心也越高兴。

与此同时，维辛斯基不但一丝不苟地完成领导派下来的任务，还总是超额完成。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在30年代的那场大灾难中，他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有相当一部分逮捕和处决命令是出自他手的，在签署这些命令时，维辛斯基从不过问也从不犹豫，只管痛快签名，即便他很清楚其中许多人压根就是无辜的。

有时候，有人会试探性地“讨教”：某某同志应当如何处置？维辛斯基大手一挥，当即示意判处枪决。他的疯狂甚至一度压过了叶若夫、贝利亚和其他内务部爪牙，令许多后来的学者在研究时，误认为维辛斯基才是那场灾难的始作俑者。他的忠诚、强执行力与“愚蠢”直接赢得了领导无条件的信任，晚年的斯大林变得十分多疑，连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这样的元老都受到猜忌时，维辛斯基的权威也没有受到哪怕一丝影响。

如此听来，这位苏联总检察长是个不折不扣的弄权者，事实上，从对国家建设的贡献来看，维辛斯基非但不是个负面角色，相反，他是值得让人敬佩的。

我们刚刚提到，维辛斯基为了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但他的目的却并不全是使劲往上爬；他毕竟是学者出身，接受过高等教育，脑子里的理性使他有着更高的追求。《共产主义史论》一书成了他生涯中抹不掉的污点，但这也让人们忽略了他对苏维埃早期法律建设无可磨灭的贡献。那会儿，苏联法律界存在着两大阵营，即“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规范论”。这两大阵营都拥有狠角色，各自引经据典口诛笔伐，看架势非要搞得你死我活才罢休。

不久，斯大林在讲话中一锤定音道：“在历史条件成熟前，国家这一存在绝不会消亡。”这番言论直接宣告了法律规范论的胜利。借着斯大林的信任，维辛斯基不但成了规范论阵营的领袖，不久更是接管了整个苏联法律界。但在着手司法建设时，有着无上权力的他并没有扮演“独裁者”角色，而是不断强调“法律的目的至关重要”这一原则，宣称“苏联有必要引入资产阶级法的合理因素，正如列宁同志在新经济政策中引入西方泰罗制一样”。在相关人才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维辛斯基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为苏联法律建设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健康环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法律沦为政权的附庸。这种积极的势头一直到基洛夫于1934年底遇刺，被称为“恐怖宪章”的《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颁布后才发生改变。

另外，在那场大灾难中，别看维辛斯基批准实行时签字签得痛快，他实际上极尽所能地为许多人暗中提供了庇护。尤其是那些懂得法律建设的人，即便此前他们隶属于敌对的法律虚无主义阵营，但维辛斯基依旧尽可能地拖延着他们的刑期。灾难结束后，他第一时间主动为这些人平反，说服他们放下成见共同重建苏联司法。在他的努力下，遭到毁灭的法律体系很快又重新变得蓬勃有力起来。

斯大林坐在头把交椅的近20年时间里，号称“苏联二把手”的大佬换了一位又一位，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很少有人会想到默默无闻的维辛斯基。但有不少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维辛斯基恐怕真成了苏联实质上的二号人物。1935年，他被任命为总检察长，此举更像是“黄袍加身”，这意味着他正式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绝对权威。此时的维辛斯基终于不再装怂了，他不痛不痒地展开反击。

在高层会议上，维辛斯基不再长篇大论地称赞领袖，相反，他会尖锐地指出内务部在工作上的怠慢；即便是内务部拿出他的“黑料”，他也坦然面对，在最高领导人面前表现得不卑不亢。维辛斯基的转变令内务部感到恐慌，后者并非没有尝试过反抗，但各种手段用尽，他们也未能在这场斗争中捞到半点好处。直至此时，内务部的喽啰们幡然醒悟：他们严重低估了一位可怕的对手，维辛斯基一直都是一匹披着羊皮的恶狼，而自己已不知不觉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