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22日开始，有关反“教条”的扩大会，一连开了两个星期。会议刚开始的时候，采取的是不点名批评，名字都用×××代替。两个月前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讲话说到：“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还是坚持了的，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可是不知怎么，这会慢慢开成程度极为严重、性质相当恶劣的反“教条”主义会。一次会上，彭德怀就反“教条”讲话，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少秋收暴动，查起党龄我还不如人家。”

接着彭德怀更激动地说：“训总撤了我防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 萧克当时是训总部长，听到彭德怀这番明显带有强烈情绪的话后，内心巨震。这使他意识到，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地结束。可是后续的发展，还是让他猝不及防。

这场会议的规模越开越大，最后到师一级别。黄克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都不要走了。”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再次升温，批判方式增多，存在问题加重。当时被点名的共有7人，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和刘伯承。

其中刘伯承正在外地养病，带病上京，一下火车就到会场作检讨（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他因此眼病加重，病倒进医院。住院期间，刘伯承不假任何人的手，坚持冒着失明的风险写好检讨，并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上讲台。

刘伯承为什么这样？他想揽过，“牺牲”自己，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人。萧克后来评价：“他的愿望太善良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哪会因为他的检讨停下来。

萧克等人当时只能坐在“被告席”一样的地方，没有说话和申辩的权利，帽子越扣越大，罪名越来越重。那段时间，萧克经常彻夜不眠，盯着天花板看，看到天亮又去参会。

扩大会结束，但关于他们的批判还没结束。长达四个多月的高压审问，让萧克不堪重负，身心俱疲的同时又精神紧张、心里有火。一次开完会回办公室的半路上，他突然感到胸闷气短，然后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血，回家后还在吐。

做检查的医生见萧克这样吐血，焦急万分，把装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试图唤醒他们的同情心：别再这样对待一个51岁的革命老人了。结果医生的行为，被指为“立场不稳”。最后，萧克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违心的检讨，才算过了关。

检讨交上去后，萧克有一次偶遇彭德怀，彭说：“你这个人是经得起斗的。”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萧克不知道，只是回了句：“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

59年庐山会议后，赋闲的彭德怀对58年的事感到相当懊悔：“那是一个错误，当时对萧克他们的批判处理太过火了，言过其实，使他们受了委屈。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我到底是会议的主持人。我有错误啊。”

76年后，彭德怀的侄子找到萧克，转达彭生前留下的歉意。萧克对彭德怀早就没有气了，毕竟经过那10年，他对很多问题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风雨多年，物是人非，萧克对彭德怀只剩下由衷的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