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20日，虽然大街小巷充斥着酷暑的热浪，但北京市的鼓楼大街上却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不顾阳光的暴晒，纷纷驻足朝着不远处的4号大院眺望而去。
原来，就在刚刚，几名公安人员冲进了4号大院，将一名年过七旬的瘫痪老汉控制了起来。
看着这位朝夕相处的老者手戴明晃晃的镣铐，歇斯底里哀嚎着被押送上吉普车之时，不明所以的人们开始了小声议论。
一名男子嘟囔道：“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犯了啥事啊？”
旁边须发花白的老者则摇头说道：“不知道啊，老吴头瘫痪这么多年，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他还能干些什么呢？”
原来，被抓的这位老者名叫吴博斋，何年何月生人并不清楚，只知道他大约70岁左右，多年来一直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需要有人照顾。
“年龄大”、“多年瘫痪”这两个词，也成为人们同情他的原因，而负责此次抓捕任务的公安同志们也对老人心生怜悯。
不久之后，一封报告被呈送到了北京市委办公室，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吴伯斋如此高龄，抓不抓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倒不如一放了之。
而当身兼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数职的彭真在看过这份报告之后，极为愤懑地说道：“70岁又怎么了？就算他还剩一口气，也要抓！”
那么，这个吴伯斋到底是谁？他这么大的年纪，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让彭真如此动怒呢？
有句俗语说得好“善恶到头终有报”，吴伯斋本名吴郁文，之所以要抓他，还要从他年轻时做的恶事开始说起。
1905年，官宦世家出身的吴郁文乘坐轮渡，飘洋过海来到了日本东京，并进入到一所名为“振武学校”的军事院校学习。
作为清朝廷第一批前往日本的留学生，当时的吴郁文虽然只有25岁的年纪，但却备受国内官场的重视。
等到他回国之后，就立马被清政府任命为京师宪兵司令部一等副官，前途不可限量。
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军政大权落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之手。后来袁世凯暴毙身亡，北京城几度易主，直到1924年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获胜、攻入北京，成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
在这十多年风雨飘摇的时光里，政权虽然几度更迭，可吴郁文仗着有留学的背景，成为当时的“常青树”，不仅毫发无伤，还连连加官进爵，后来更是受到张作霖的器重，成为京师警察署侦缉处长。
1927年4月初的一天清晨，打了一夜牌的吴郁文无精打采地回到侦缉处办公室，对手下交待一番后，便躺在了里屋的一张小床上。
这对于侦缉处的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了的，吴郁文每次通宵打牌、喝酒之后，第二天早上便会到办公室里睡觉。
然而，就在吴郁文沉沉睡去之时，一声急促的呼喊吵醒了他的美梦。
“嚷嚷什么？没看着我睡了？”吴郁文不耐烦地翻了个身，顺手抓起一旁桌子上的茶杯摔了过去。
而那名下属躲闪过去之后，这才战战兢兢地说道：“处长……陈总监的电话”。
听到这句话，吴郁文赶紧坐了起来，惺忪的睡眼瞪得老大。
这个“陈总监”，正是刚刚就任京师警察署总监的陈兴亚，也就是吴郁文的顶头上司。
原来，陈兴亚收到线报，称有一批共产党人就潜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中，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建功的大好机会。
可陈兴亚转念一想，却为难了起来。苏联人并不好惹，一旦事情处置不好，恐怕自己的乌纱帽不保。可嘴边的肥肉不吃，他又不甘心。
考虑了许久，陈兴亚终于想到了个好主意，那就是让吴郁文带着侦缉处的人去东交民巷抓人，要是事情办得漂亮，大不了赏他一份功劳，要是事情闹大了，就把他抛出去背黑锅。
吴郁文毕竟太年轻，经陈兴亚的一番忽悠、再加上加官进爵的保证，竟真的同意了下来，当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排了一小队人马前往东交民巷摸底。
天黑时分，派去的那一队人回来了，为首的一个小头目兴冲冲地找到吴郁文汇报：“处长，您果然料事如神呢，我们还真抓回来一个人，回来之前简单审了一遍，他确实是共党的交通员”。
听到这番话，吴郁文眼中迸射出光芒，连夜对这名交通员进行了审讯。
经过一番严刑拷打，这名交通员最终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交代了一番：“李大钊，还有30多名党员就在苏联使馆的北楼，其余的家眷住在苏联兵营路西边的一栋洋房里边”。
在确认情况属实后，吴郁文一边召急侦缉处所有警员集合，一边将获取到的口供汇报给陈兴亚，只等上司一声令下，自己就带着人马冲进东交民巷。
可是当吴郁文激动地汇报完之后，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才听到陈兴亚慢悠悠地说道：“知道了，这件事情你大胆地去办就好了……”
吴郁文本想着上司还有话要交待，可等了半天，电话那头却一个字都没有多说。
无奈之下，他只好赔笑着说道：“我们侦缉处人手太少了，只怕冲进东交民巷，被外国人给撵出来，要不您给我加派一些人手？”
吴郁文刚说完，没料到陈兴亚就火冒三丈起来。
“人手不够？你可以申请宪兵配合嘛，老是让我给你解决麻烦，那我还不如亲自带队去抓人好了！你给我听着，要是抓不到人，不光你这侦缉处长的位子不保，恐怕还要进去吃几年牢饭……”
紧接着，陈兴亚便挂断了电话，只留下怔在原地的吴郁文一脸错愕。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不对劲，上司把这么重要的任务全权交给自己处理，还不提供人手帮忙，莫不是要自己背黑锅？
可这个时候醒悟已经迟了，按照陈兴亚所说，吴郁文要是抓不到人，恐怕真要吃不了兜着走。
无奈之下，吴郁文只能硬着头皮，找到宪兵队借来200号人，再加上自己手底下将近100人的警察、便衣，第二天一大早便浩浩荡荡来到了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门口。
此时，使馆大门紧闭，吴郁文便找来几个身材健硕的军警，硬生生撞开了大门，顷刻之间300余人倾巢涌入。
使馆内的苏联人本想反抗，可毕竟对方人多势众，仅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部被控制。
紧接着，吴郁文大喝一声：“这里的人一个也别放走，侦缉处的都跟我去北楼”。
苏联使馆北楼，正是李大钊与其他共产党人所在之处，此刻也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见到李大钊的那一刻，吴郁文便认出了他的身份。
毕竟在此之前，他就见过李大钊的画像，所以对他的面孔并不陌生。
吴郁文皮笑肉不笑地围在李大钊身旁转了两圈，随后一脸得意地说道：“李大钊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在之后的20多天时间里，李大钊和其余30名共产党人遭到了非人的折磨，虽然身体上被摧残得体无完肤，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信仰，绝不向军阀和反动派低头。
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38岁。
而吴郁文呢，因为在抓捕共产党人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受到了张作霖的公开表扬，不仅晋升他为中将军衔，还亲自颁发给他一枚“文虎勋章”。
吴郁文并没有因为30多名革命志士的牺牲而感到羞愧，反而恬不知耻地将那枚“白虎勋章”佩戴在了胸前。
“九一八”事变之后，奉系军阀放弃东北，吴郁文也意识到张家大势已去，便投靠了蒋介石，担任中央宪兵教导总队副队长。
新中国成立前夕，吴郁文却宛如人间蒸发一般，没有了半点音讯，但他迫害李大钊同志的恶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们遗忘。
当北平城和平解放之后，身为市公安局第七分局局长的朱文刚来到了功德林监狱，按照规定，这里的所有监舍、囚犯，都需要经过军管会的接收与改造。
然而，当朱文刚走进一个监舍，赫然发现本就逼仄的屋子里，竟然摆着一个巨大的绞刑架，这让他感到十分诧异，便当即喊来一名在这里任职多年的狱警。
“这绞刑架摆在牢房里干什么？为什么不放外面？”
话音落下，那名狱警这才支支吾吾地说道：“这……这间牢房原本是关押李大钊的，这个绞刑架也是当年给他用的，后来大家嫌这个架子搬起来麻烦，干脆就放在这牢房里了……”
闻听此言，朱文刚着实有些吃惊。
他赶忙走上前去，伸出手轻轻放在绞刑架上，虽然已经时隔20多年，可他还是能够隐隐感到李大钊先生遇害时承受的痛苦。
离开功德林监狱后，朱文刚不敢耽搁，当即将情况汇报给了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
而彭真也很快下达指示，将那具绞刑架运到历史博物馆妥善保管，并给其编号为“0001”。
李大钊作为伟大的革命先驱，他的牺牲不应被人们忘记，于是当北平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后，彭真再次下达命令，要竭尽所能找到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
可是，当初带头抓捕的吴郁文宛如人间蒸发一般，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该怎么找到他令公安部门极为头疼。
一直到1951年6月初，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
一名敌特分子被捕后，为了减轻处罚，竟主动交代了曾经担任京师警察署侦缉处长吴郁文的下落。
原来，在全国解放前夕，吴郁文意识到国民党已经穷途末路，想到自己曾经犯下了种种恶行，他不免感到后怕。
为了避免被清算，吴郁文化名为吴博斋，就躲藏在北京鼓楼湾一带。
身为公安局侦查员的温振海看过那名敌特的口供后，当即兴奋了起来。
建国之后，鼓楼湾就被改名为鼓楼大街，只要从当地派出所打印一份户籍名单、挨个对照，肯定能找出这个凶手。
于是，温振海主动包揽下这个任务，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鼓楼大街，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终于确定了吴郁文、也就是吴博斋的住址：鼓楼大街4号院。
担心打草惊蛇，温振海并没有到4号院一探究竟，而是折返回公安局，申请到拘捕令后便带着几名公安人员直奔目标而去。
可令温振海等人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要抓的凶手，现如今竟已是须发花白、瘫痪在床的老人。不要说逃跑了，就连日常生活都无法自理。
当吴郁文被控制之后，起初还想着撒谎来躲避惩罚。
“公安同志，你们找错人了，我就是一个瘸子，连路都不能走，又咋会害人呢？”
直到公安人员翻找出了那枚“文虎勋章”，他才神色黯然地承认了自己当初带队抓捕李大钊等革命人士的事情。
可一切尘埃落定，温振海却犹豫了起来。
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而且身体状况如此糟糕，还有必要抓他吗？身边的几名同志对此也抱有这种看法，都认为还不如把人放了，反正他也活不了太长时间了。
于是，温振海便写了一份报告，询问上级是否要放人。而这份报告经过层层上报，最终落在了彭真的手中。
当彭真逐字逐句地看完之后，用力地摔在桌子上，颇为生气地说道：“不要说70岁了，就算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抓他。要不是他，李大钊、还有那么多同志会牺牲吗？年轻时候做下的恶果，是要偿还的！”
但考虑到吴郁文年事已高、且百病缠身，组织上还是免除了他的死刑惩罚，而是将他关进监狱中，一边服刑一边接受治疗。
直到1953年6月17日，71岁高龄的他因突发旧病死在了狱中，结束了他那罪恶的一生。
曾经的凶手被绳之以法，我想李大钊等革命先烈们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