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德国为何送中国40万套装备？要走了垂涎已久的三样东西

世人皆知二战时期德国是法西斯轴心国的代表，与日本是亲密盟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德国不但没有站在日本一边，反而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1936年，德国甚至不顾日本的反对，向中国赠送了40万套德式装备。这批装备为何来得如此突然？德国为何要冒着得罪日本的风险支持中国？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交易？让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看看德国觊觎中国的究竟是什么？

一、德国的军事援助之谜

1934年春天，一列装载着军事物资的火车从德国汉堡港驶出。这批物资包括了7.92毫米口径的毛瑟步枪、MG08机枪、75毫米野战炮以及大量的弹药。这只是德国向中国提供的40万套军事装备中的第一批。这些装备的质量之精良，让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焕然一新。

这批装备的arrival在中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当时的德械师成为了国民革命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装备并非单纯的军火交易，而是一个更大规模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德国不仅提供了装备，还派遣了大量军事顾问。

1935年，以塞克特将军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抵达南京。这支顾问团包括了装甲、炮兵、航空等各个兵种的专家。他们不仅为中国军队提供训练，还参与了军事学院的建设。在顾问团的协助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训练体系得到了全面改革。

德国的军事援助还包括了工业技术转让。在南昌，德国援助建立了一座军工厂，专门生产毛瑟步枪和轻机枪。在汉口，另一座工厂则负责生产炮弹和其他弹药。这些工厂不仅为中国军队提供了急需的装备，还培养了一批军工技术人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还协助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军需补给系统。从武器维修到弹药补给，从后勤运输到战场救护，德国顾问们都提供了详细的培训方案。这些系统性的改革大大提升了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

然而，这些援助并非无偿。德国要求中国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尤其是稀有金属。每一批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都伴随着从中国运往德国的矿产资源。这种以军械换取资源的模式，成为了当时中德合作的主要特征。

1936年底，德国又向中国提供了一批现代化装备，包括了战车、装甲车和防空炮。这些装备对于提升中国军队的机械化水平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德国技术人员还帮助中国建立了坦克修理厂和航空器材厂。

这些军事援助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当时的国际军火贸易中都是罕见的。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也为此后的抗日战争初期奠定了重要基础。而这一切，都与德国对中国特殊战略资源的需求密不可分。

二、三种稀有金属的较量

在德国向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的背后，是一场关于战略资源的博弈。1933年，德国工业部的一份秘密报告显示，德国的军工业急需三种关键金属：钨、锰和锑。这三种金属对于制造高质量武器装备至关重要。钨用于制造装甲钢板和穿甲弹，锰是制造特种钢的必需元素，而锑则是生产弹药的重要原料。

193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的军工业每年需要约12000吨钨砂，8000吨锰矿，以及4000吨锑矿。然而，德国本土几乎没有这些矿产的储量。在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限制下，德国失去了其在非洲的殖民地，也就失去了重要的矿产来源。

此前，德国主要从苏联进口这些战略物资。然而，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苏关系急剧恶化。1934年初，苏联突然中断了对德国的稀有金属出口。这让德国军工业陷入了困境。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矿产资源进入了德国的视野。

根据当时的地质勘探记录，中国南方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稀有金属矿藏。湖南的锑矿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0%，江西的钨矿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35%。特别是在赣南、湘南地区，优质钨矿床星罗棋布。这些矿产资源的存在，成为了推动中德合作的关键因素。

1935年，德国派出了一支地质考察队，对中国南方的矿产资源进行实地考察。考察队由著名地质学家汉斯·施密特带队，在湘赣地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详细勘探。他们的报告证实了这些地区的矿产储量甚至超过了此前的估计。

为了确保这些战略资源的稳定供应，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国民政府加强对矿区的控制。其次是派遣采矿专家，帮助改进开采技术。德国工程师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采矿设备，将原本的手工开采改为机械化作业，大大提高了产量。

1936年，中德两国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协议规定，中国每月向德国出口至少1000吨钨砂，500吨锰矿，以及300吨锑矿。作为交换，德国除了提供军事装备外，还承诺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的采矿工业体系。

这种以军械换取矿产的模式运行得相当成功。到1937年年中，中国已经成为德国最大的钨砂供应国，提供了德国年需求量的60%以上。仅在1937年上半年，中国就向德国出口了超过6000吨钨砂。这些战略资源的获得，为德国军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然而，这种合作模式也存在着脆弱性。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的矿区生产逐渐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日军占领湘赣地区后，德国失去了这些重要的矿产来源。这也成为了此后德国改变对华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日本的强烈抗议与德国的态度转变

1936年初，当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公共通过外交渠道获悉德国对华军事援助的具体规模时，立即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了强烈抗议。2月15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更是直接致电柏林，要求德国立即停止对华军事援助。这封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中，日本明确表示德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日本在东亚的利益。

面对日本的抗议，德国外交部最初采取了模糊的态度。德国外交部长诺伊拉特在回复日本使馆的照会中，仅含糊地表示＂会认真考虑日方的关切＂。这种暧昧的外交辞令背后，反映出德国当时在东亚政策上的两难处境。

1936年3月，日本派出了一个特别代表团访问柏林。代表团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情报，列举了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具体活动，包括在南昌建立的军工厂位置、生产能力，以及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培训内容。这些情报的准确性，让德国外交部感到惊讶。

同年4月，日本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提议：如果德国终止对华军事援助，日本愿意向德国提供其急需的橡胶和石油资源。这个提议来得正是时候。当时德国正面临着原材料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在开展＂四年计划＂后，工业原料的需求急剧增加。

然而，德国并没有立即接受日本的提议。原因在于中国提供的战略矿产仍然不可替代。1936年5月的一份德国经济部报告显示，即使接受日本的条件，德国仍然无法解决钨、锰、锑等特殊金属的供应问题。

事态在1936年底出现转折。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份协定虽然表面上是针对共产主义的联合行动，但实际上标志着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协定签署后，德国开始逐步减少对华军事援助。

1937年春，德国军事顾问团的规模开始缩减。原本计划的新一批军事装备交付也被推迟。德国以技术问题为由，推迟了部分军工厂的建设进度。这些变化表明，德国已经开始倾向于日本一方。

然而，德国并没有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即使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德国仍然维持着与中国的部分贸易往来。直到1938年初，中国仍在向德国出口战略矿产，尽管规模已大大缩减。

这种双线政策的背后，是德国在战略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权衡。尽管德日在反共产主义立场上达成一致，但德国并不愿完全放弃中国这个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1937年底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将严重影响德国的军工生产。

到1938年中期，随着德国战争准备的加速和日德关系的进一步加深，德国最终停止了对华军事援助。这一决定标志着德国在东亚政策上的最终转向。然而，这个转向过程持续了近两年，其间的反复和犹豫，充分反映了当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四、德械师的建立与其在抗战中的表现

1935年春，随着德国军事援助的深入，国民政府开始着手组建装备德式武器的精锐部队。这些部队后来被称为＂德械师＂，它们在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批德械师的组建工作在南京进行，由德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训练和指导。

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是最早完成德式装备改造的部队。这两个师配备了最新型的7.92毫米毛瑟步枪、MG34机枪、75毫米野战炮等武器。每个德械师还配备了专门的通信连和工兵连，这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是非常罕见的。德国顾问团特别重视这些支援部队的训练，使德械师具备了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

德械师的训练体系完全按照德国陆军标准执行。每天清晨5点开始训练，包括体能训练、武器使用、战术演练等。德国教官特别强调火力配合和小组战术，这些在此前的中国军队中都是较为薄弱的环节。经过intensive训练，德械师官兵的战斗素质有了显著提高。

1936年秋，在南京郊外举行的军事演习中，德械师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战能力。他们成功完成了包括夜间行军、跨河作战、协同进攻等复杂战术动作。参观演习的外国军事观察员对德械师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德械师很快投入实战。在淞沪会战中，第八十八师在罗店一带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该师装备的德制75毫米野战炮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压制了日军的进攻。在为期三天的罗店防御战中，第八十八师击退了日军数次进攻，展现出优秀的火力运用能力。

在南京保卫战期间，德械师再次证明了其战斗力。第八十七师在江宁地区的阻击战中，运用灵活的战术，多次打断日军的进攻序列。该师配备的MG34机枪火力网和经过专业训练的炮兵分队，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

值得注意的是，德械师不仅在装备上领先，在战术运用上也显示出明显优势。他们善于利用地形设置火力点，构筑防御工事的方式也更加科学。在撤退作战中，德械师表现出良好的组织性，能够有序转移，保存有生力量。

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德械师也面临着补给困难的问题。1938年初，德国停止军事援助后，这些部队的作战能力开始受到影响。弹药补给不足，损坏的武器装备难以修复，这些都影响了德械师的战斗力。

尽管如此，德械师的建立和实战经验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借鉴。他们采用的训练方法、战术原则和组织结构，影响了此后中国军队的发展。特别是在小团队作战、火力配合等方面的经验，为后来的军事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1938年后期，虽然德械师的特色逐渐淡化，但他们培养的军事人才和积累的作战经验，在抗战后期仍然发挥着作用。许多在德械师服役的军官，后来成为了中国军队的重要将领，为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撤离

1938年4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收到了来自柏林的一份加密电报，要求所有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在两个月内完成撤离。这份电报标志着为期近四年的中德军事合作即将结束。撤离工作由驻南京德国大使馆军事武官贝克尔上校负责协调。

撤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位于前线的军事顾问撤离。这些顾问主要分布在中国各战区，负责指导作战和训练工作。从1938年4月下旬开始，他们陆续撤离战区，集中到后方安全地带。这个过程持续了约三周时间。

第二阶段是军工企业中的德国技术人员撤离。这些人员主要集中在南昌、西安等地的军工厂。由于涉及大量技术资料和设备的交接工作，这个阶段的撤离较为复杂。德方技术人员需要将未完成的项目资料整理归档，并培训中方接替人员。

在西安的一家军工厂，德国工程师花了整整两周时间，将机床维护和武器生产的技术要领传授给中方技师。他们还留下了详细的技术图纸和操作手册，这些资料后来对中国军工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阶段是军事教育机构中的德国教官撤离。这些教官主要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其他军事院校任教。他们在离开前，将教材和训练大纲移交给中方接替的教官。部分未完成课程的学员被安排进行集中培训，以便在德方教官离开前完成必要的学习内容。

撤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例如，在南昌的一个军工厂，德国工程师在离开前销毁了一批最新型武器的核心技术资料。这表明德国政府对技术保密的严格要求。但同时，也有德国顾问私下将一些重要技术资料留给了中方，这反映出个别德国人员对中国的同情。

1938年5月中旬，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开始了最后的撤离准备。位于南京的顾问团总部有大量文件需要处理。这些文件包括作战报告、训练计划、技术资料等。根据规定，部分机密文件必须销毁，但常规性文件则移交给中方存档。

撤离期间，一些德国顾问表现出不情愿离开的态度。特别是那些在华工作多年、与中国军队建立了深厚友谊的顾问。有记录显示，部分德国教官甚至提出申请继续留在中国，但这些请求都被柏林方面拒绝。

1938年6月底，最后一批德国军事顾问从重庆启程。他们乘坐专门安排的飞机，经由香港撤离中国。至此，持续数年的中德军事合作正式结束。德国顾问团总负责人法肯豪森将军在离开前，向中方移交了一份详细的工作总结报告。

这份报告中记录了德国顾问团在华期间的主要工作成果，包括军官培训人数、建立的军工厂数量、完成的技术转让项目等具体数据。这些记录为后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最后的交接仪式上，中方代表向德国顾问团颁发了纪念章，以感谢他们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贡献。尽管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德国军事专家在中国军事建设中留下的印记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