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为何能进入东北？清政府“驱虎吞狼”自食恶果

一、驱虎吞狼之计

日本关东军的诞生源于清朝在沙俄侵占东北时的一次 “无奈” 自救。1900 年，清朝国力孱弱，东北大片土地成为列强觊觎的目标，其中俄国野心最大。义和团运动兴起之际，沙俄以“保护铁路”为名，挥师入侵，一举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的广袤领土。

到了 1902 年，清政府与俄国订立《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要求俄军分三期在 18 个月内撤走。然而，1903 年春，沙俄不仅未按期撤军，反而增兵并向中国政府提出独占东北等无理要求，清朝虽深知俄国意图，却无力对抗。

在清廷内部，有人提出了“驱虎吞狼”之计，意图引入另一强国与沙俄相互抗衡，以期清朝能在两大列强的争斗中渔翁得利。

日本，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列强，尽管其综合实力尚不及俄国，但其地理位置较俄国更靠近东北，且对东北的丰富资源早已觊觎多时。面对清朝的求援，日本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答应介入，其野心勃勃的态势已初露端倪。

二、日俄战争

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并在战胜清朝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割让辽东半岛。然而，受三国干涉的影响，日本不得不将辽东半岛归还，这一事件对日本而言无疑是一次深刻的“屈辱”。由此，日本对沙俄怀恨于心，一直寻觅时机以实施报复。

甲午战争落幕之后，日本将沙俄视为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加快了军事扩张和战备步伐。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野心急剧膨胀，冲突与日俱增。沙俄的“黄俄罗斯计划”与日本的“大陆政策”针锋相对，双方均野心勃勃，欲在满洲地区攫取最大的利益。清廷的求援之举，最终成为了激化矛盾的催化剂，点燃了日俄战争的导火索。

1904年，日本采取了突然袭击的策略，未经宣战便对沙俄位于旅顺港内的军舰发起了偷袭。在成功实施偷袭之后，日本方才正式对沙俄宣战，而清政府则选择了中立，旁观这场发生在其国土上的激烈冲突。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了殊死搏斗，战争期间，双方都投入了巨额的兵力和资源。

凭借精心的战前准备和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日本在战场上逐渐取得了优势。同时，沙俄在东北的扩张行为激起了英国、德国等国的联合反对。日本因此获得了英美等列强的支持，其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尽管沙俄在军事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国内矛盾重重，补给线过长且指挥不力，导致其在战争中连连受挫。

日俄战争的爆发，不仅深刻重塑了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版图，而且对全球历史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因为它在战争过程中双方广泛应用了新兴技术，展现了现代战争的雏形。大规模的军队动员、后勤补给和战术部署，都为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实战演练。日俄战争因此成为了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传统战争向现代化战争转变的开始。

1905年，随着日俄战争的落幕，日本以胜利者的身份与沙俄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不仅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还掌握了南满铁路及其一切相关权益。

而清政府，原本寄希望于日俄双方在战争中两败俱伤，以便趁机夺回东北的主权，却不料战争的结局竟是如此。清政府的幻想破灭，本想借机巩固边疆，却意外地为自己引入了更为强大的敌手，局势的变迁让清政府陷入了更为尴尬和被动的境地。

三、关东军的诞生

1905年11月，日本派遣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前往北京，与清政府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就“东三省善后事宜”进行交涉。在经过一番紧张的谈判与协商之后，1905年12月22日，中日两国终于签署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亦被称作《满洲善后协约》。这一条约的签署，不仅标志着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权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同时也暴露了清政府在列强环伺之下所显现的脆弱地位。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不得不承认了以下几项重要内容：

首先，清政府承认了俄国将旅顺和大连租借地、长春至旅顺的铁路以及与这些租借地和铁路相关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

其次，清政府允许日本在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等地划定租界，并经营安奉铁路；

再次，条约中规定增开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今宁安）、珲春、三姓（今依兰）、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等十六个城市为商埠，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地区居住和经商；

最后，清政府还同意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森林。这些条款的接受，进一步削弱了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主权，加剧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和领土侵犯。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签订，不仅迫使清政府接受了日俄两国对中国的分割和掠夺结果，而且显著增强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势力。该条约为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驻军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为关东军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1905年10月，日本在原沙俄控制的“关东州”地区设立了“关东都督府”，任命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为总督。同时，为了保护铁路安全，日本成立了陆军的“满铁守备队”，这成为了关东军的前身。

1919年4月12日，日本对关东都督府进行了体制上的改革，将其更名为“关东厅”。同时在旅顺依托原都督府陆军部的架构，关东军司令部宣告成立，陆军大将立花一郎担任了首任司令官。

关东军的初始编制由一个轮值师团、六个独立守备队、旅顺重炮大队以及宪兵队等组成，其总兵力达到了12000人以上。至此，关东军这一近代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部队正式命名，其在随后的岁月里，成为了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急先锋，犯下了无数战争罪行。

四、关东军的罪恶

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犯下的罪行累累，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惨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32年9月16日，日军在抚顺煤矿附近的栗家沟、平顶山等村庄实施了平顶山惨案，无情地集中屠杀了3000余名无辜村民。屠杀之后，日军还破坏了村民的房屋，并放火将其烧毁，造成了极大的财产损失和人道灾难。

1935年春天，日军在舒兰县老黑沟地区对多个村庄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导致1017人被残忍杀害，1000多间房屋被摧毁，整个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1936年，日军又制造了白家堡惨案、四合村惨案等，无数平民在这些暴行中惨遭屠杀，家园被毁，生命财产损失无法估量。这些惨案是关东军侵略暴行的缩影，展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成为历史永远的痛楚和警示。

关东军在东北的暴行不仅限于屠杀和惨案，还包括了对伪满洲国的扶植，以及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伪满洲国，这个由日本关东军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表面上是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担任国家元首，但实际上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日本关东军的手中。伪满洲国的军队虽然在名义上归溥仪统帅，但实则完全受日本关东军派遣的军事顾问控制。这些日军顾问的数量多达8000人，约占伪满洲国军队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的存在确保了日本对伪满洲国军队的绝对控制。

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和监督下，伪满洲国军队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的忠实附庸和侵略行为的一部分。这支军队不仅被用来维护日本的殖民统治，还是日本侵略军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