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俗话，叫做“店大欺客、客大欺店”。意思是店家如果规模大，就不把顾客放在眼里了；顾客如果有钱和权，也会对店家提出各种不合理的要求。人性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信息不对称，需要监管

在经济市场里，不同效用的商品按照它们各自具有的价格相交换，这个叫作等价交换。我不占你便宜，你也别揩我油水，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可现实生活中，总有黑心商人缺斤短两、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就需要有执法权部门出面来管一管。2018年3月之前这个管理机构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后面组建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进行管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职责：负责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有关工作，起草有关法律法规草案，制定工商行政管理规章和政策。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负责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负责组织和指导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负责反垄断统一执法等。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大体延续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职能。其中，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由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统一管理。原工商12315、原质检12365、原食药12331、原价监12358、原知识产权12330热线整合为12315热线及全国12315平台。12315平台覆盖三大职能：1、投诉，当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后，认为经营者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2、举报，当发现违反市场监督法律法规的行为；3、咨询，需要了解市场监督相关法律法规。

识假打假总是滞后于制假售假，先有了假冒商品，人们才会去研究如何识别和如何打击。普通民众因专业及信息受限等原因，对假冒商品难以及时有效地识别。很多消费者埋怨现在的商品质量差，即使少数消费者在使用中发现自己购买的是假冒货，但因为各种原因也难以维权，只能自认倒霉。由于假冒商品成本低的优势，以及消费者只重价格不重真假的消费习惯，消费者往往只进行价格的对比。正品在竞争中居于不利地位，而假冒商品却得以畅销，从而导致假冒驱逐正品，扰乱了社会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打假第一人

执法人员有上下班，但违法行为却是时刻发生的，所以更需要群众监督和消费者保护自己的权利。1994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条“退一赔一”的规定很快就成为职业打假人的“尚方宝剑”。

1995年3月，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商业大厦买了两副假冒索尼耳机，售假者却拒绝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一，接下来的索赔之路，远比王海想得曲折：多次打听后找到消协，却无人接待；找市场监督局，得到回复“鉴定要等至少3个月”；再找到索尼服务点，耳机被鉴定为假货，但对方表示不会出具书面证明……王海心一横，又买了10副假耳机，到东城区工商局投诉隆福大厦售假。在工商局介入下，隆福大厦同意对之前买的两副耳机退一赔一，但后十副属于“知假买假”，不赔。

第一次打假，王海赔了钱，但获到了比金钱还要珍贵的经验。1995年10月，总结经验后的王海，50天内通过购假索赔拿到了八九千元赔偿款——当时的普通上班族，月工资不过几百元。王海成为第一位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被称作“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成了打假名人，而这一年，也被称为 “消费者维权元年”。随后，董志慧、张磊、臧家平、叶光、刘殿林、杨连弟、周春江、童宗安、孙安民、刘雨、吴进文、黄志宏、王海东、黄平国、徐大江、周裕福、刘明、彭聚冲 等等，全国各省市职业打假人不断涌现。

1996年，王海先生被媒体评为中国的新闻人物，并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第一期节目。王海出名后，提防他的人多了，在四川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赞助下，王海成立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变个人打假为企业打假，雇用了兼职的调查员与律师，减少亲自出面，帽子、墨镜、口罩成了他的标配。

1998年6月，克林顿夫妇访华。在上海举行的“构筑21世纪的中国”座谈会上，克林顿称王海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1998年12月，应中央电视台邀请，王海和张瑞敏、吴敬琏、李宁、王石等社会名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20个代表人物在专题片亮相。1999年，王海先生以真实面目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经济半小时”的“3.15”板块节目中，并担任央视经济频道“一周风云”栏目的嘉宾主持。

1995年，曾有一位记者问他：面对假货时，你要做“刁民”还是“顺民”？很难说职业打假就是“刁民”，但至少他没选择做“顺民”。王海回忆，当初中国消费的市场，造假模式主要是仿造大品牌、名牌。他的公司既帮个人打假索赔，也为企业查假货，两者业务量基本对半开，后者占据盈利的大头。王海总结出一套策略：要么打有社会效益的，要么打有经济效益的，最好两者兼而有之。

在王海眼中，打假自始至终都不是什么难事。比如帮企业查假，企业提供造假线索，他们向当地监管部门举报，再派出调查员随执法人员到相应地点协助执法，拍摄视频、照片，固定证据，紧接着就采取法律行动，或是与造假者协商赔偿，或是对簿公堂。常有人指责王海打假动机不纯，是为了赚取利润。1999年到2000年，王海先后经历的津门事件和南宁风波。2000年，王海第一次听说津成电线这家公司，爆料人在电话里详述该公司产品质量如何差，并邀请王海前去打假，为消费者维权。收集完资料，买了货，回到北京就起诉并举报了该公司。被打假公司先后几次派人到北京与王海交涉，甩给他总计10来万元钱，王海觉得这钱给得太少，起码得百八十万，继续起诉。这显然不符合“江湖规矩”，激怒了对方。王海在电话里对津成电线喊价100万的录音，也在数日后该公司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被抖了出来。

按王海的说法，庭外协商和解漫天要价都是“很正常的”。事实上，王海向来反对以公益标榜打假。“政府部门打假是政府部门的职能，他们是‘正义’的化身”。（职业）打假与正义无关，也与敲诈无关，只是打假者与被打者之间的一次次法律博弈！津门事件过后，王海并没服软，而是继续寻找津成电线更多的证据。先后去了西安、深圳，疲惫的行程让王海抵达南宁后爆发了“当时主要是喝多了。”

王海在南宁把酒店的吧台和值班经理的办公桌砸了，是他主动报了警，被民警带到派出所。王海觉得警察态度恶劣，总逼问他到南宁来的目的，要他提供能证明他身份的朋友。王海怒了，砸碎了派出所的窗户玻璃，踢坏了办公室的门，还与几位民警发生了肢体冲突。朋友赶到派出所，在赔付了一笔不小的损失后，王海才被送进精神病院待一周。感到媒体并不是总站在他这一边，王海从舆论的漩涡中抽身，更多地转向接受企业委托从事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打假，取证、报警或是由委托方起诉，自己更多隐身幕后，不再抛头露面（2003年，制售伪劣电线的津成公司副总王铁庄已经被大连公安机关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其负责人王中秋已经被通缉）。

他们只看到打假人年入千万，却看不到骗子月入过亿

直到2010年，王海用两起诉讼重回公众视野。他瞄上了金山毒霸和杰士邦，以虚假宣传起诉金山毒霸经销商，状告他们歧视和欺骗中国消费者；接着又在广州起诉杰士邦安全套虚构英国血统，在北京以“价格欺诈”起诉武汉杰士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记不得这两个案子最后的结果了，但王海对打假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他的背后已经有了强大的律师团队，每一次发布声明、每一次暗访取证、每一次起诉、每一次举报，强大的律师团会从每一个细节的合法性出发，避免打假引来指向打假者的法律问题。

为政府部门提供打假服务

“比如我们同烟草专卖局合作，打击假烟的制造者，烟草专卖局会给我们奖励，同政府合作对公开招标中的工程进行监督，打击劣质产品等等。”

北京造假烟窝点案

2000年，王海协助北京朝阳烟草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烟窝点，案值280万。

浙江假阀门案

2001年，王海协助浙江技术监督局，取缔了全国最大的假阀门案件，案值400多万。

为商业客户打假

“某药企发现市场出现了假冒产品，委托他们找到，并打掉制假窝点。”这次打假，企业支付了200万元打假费用。

还有种就是寻找造假者，找到证据起诉，最终企业不想损害声誉，达成庭外和解。这种模式容易被质疑为对企业的一种变向敲诈，所以王海并不愿意多谈“程序合法，一般都是由律师团谈价格，达成和解。”

在王海看来，像他这样的职业打假人，是在约束企业、倒逼质量升级，而非破坏营商环境、增加企业负担。眼下，王海名下有4家专注打假的公司，还有一家有二十多人的检测公司。公司每年经手的打假维权类案件，“按照消费者人头来算的话，一年可能有几千个案件。按照类型来算，一年大概百八十个案件”。

王海说他还有两个公益项目，一个是王海热线，这个热线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咨询，甚至是帮消费者打官司。另一个是同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和陈幽泓教授合作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致力于探寻适合中国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这个项目已经坚持了13年。“

王海谈了一个很有深度的观点，中国是政府监管企业，这导致企业擅长跑关系，打擦边球，用低廉的价格和行业标准盈利。目前，中国企业组织发展较为迅猛，如各种商会、行业组织、协会等频频露面，甚至有很多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以致企业掌握着越来越多的组织资源、话语权。而消费者却什么也没有，立法时消费者的主张、观点很难写进法律，写进行业标准里，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与行业协会对等的组织，比如消费者联盟，用组织对组织的模式来制衡标准的制订者，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消费者。”

在王海看来，要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维权难的问题，还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对于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的监管模式。他说，在发达国家，保证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模式并不是监管模式，而是博弈模式:各方面的人都有利益代表的组织，通过各方博弈，避免不合理的法规法律出台和假冒伪劣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打假至今，王海的一个感慨是，市场上的假冒伪劣等欺诈行为，技术在更新迭代，也出现在了新产业领域。“以前可能是冒牌问题比较严重，现在冒牌依然存在，欺诈行为也越来越多，已经是无孔不入了。”

例如，在壮阳药品中将非法添加物的分子式稍微改变一下，国家颁布的标准检测方法就难以将其检测出来。他觉得，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与技术比起几十年前却没有太多进步。对普通消费者甚至是执法机关来说，打假正在变得困难；但对于专业打假团队来说，事情却正在变得简单。于是2022年，王海启动了自己的检测实验室，用于打假。

过去，王海的公司多数是帮助企业查假的业务，而近年帮助个人买假索赔的业务占比越来越大。理由很简单，按照目前的食品安全法，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消费者无论是委托王海团队去协商还是起诉，所获赔偿原则上都会五五分账。直播带货不是很火嘛，不少来自消费者的举报线索都集中在这个领域，王海也顺应了这一趋势，进军直播带货的打假工作，与辛巴、“小杨哥”、李佳琦等知名主播屡次交锋。

王海用一句“辛巴直播间的燕窝就是糖水”，撕开了直播带货的遮羞布。2020年12月27日，广州市场监管局对辛巴旗下公司开出90万的罚单，对于这个处罚结果，王海比较失望，“售假的成本也太低，起不到惩戒作用”。在王海看来，如今直播带货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带发分离”，直播间展示的货品品质，不一定是发货方发出的货品品质。另外，直播如不录屏，可能证据灭失。只是，打假策略一直没变：“追根溯源，验证真伪”。

随着法律日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全民打假意识加强，假货是否还有生存空间，是否还需要“打假人”这个职业呢？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坑洞、到处都是韭菜，“制假贩假的骗子一点没有减少”。一些大公司敢于在中国夸大产品效用、漏洞百出，根源在于中国尚不完善的法律环境。只有提高违法门槛，降低维权成本，才能从根本上震慑违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