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中，生存已是一种挑战。
而对于那些被迫在极端环境下劳作的女性囚犯们，月经期带来的困境更是难以想象。
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机械的轰鸣声，工厂和农田里，成百上千的女人们手持工具，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繁重的工作。
然而，在这片远离文明的土地上，卫生用品几乎是无法触及的奢侈品。
在这样的环境中，女性们不得不想办法应对自己的生理需求。
在如此匮乏的环境里，女人们依靠什么方式长久维持下去？
古拉格的起源1929年，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启动了著名的“一五计划”，在官方宣传中，这一计划被描述为将苏联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强国的重要步骤。
工厂、道路、铁路线和整个城市计划在纸上勾画出来，一切看似光明和前进。
然而，在这一宏伟蓝图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残酷的现实——苏联边疆地区人手严重不足，特别是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广袤地区。
这些地方的自然条件极端，气候寒冷，生活条件艰苦，使得普通苏联公民并不愿意自愿迁往那里。
甚至连对待囚犯的传统流放也未能满足劳动力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一劳动力危机，斯大林决定采取一种更为极端的措施。
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利用囚犯强制劳动》的文件，明确提出利用囚犯进行劳动力填补。
随着古拉格系统的建立，全国各地的囚犯被集中起来，无论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都被送往遥远的劳改营。
“叶若夫时期”到了1937年和1938年的“叶若夫时期”，古拉格已经发展成为苏联境内不可或缺的经济与建设力量。
在“贝利亚改革”后，这一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展和整顿，提高了管理效率，使得古拉格的经济贡献更加显著。
在这个时期，莫斯科大学的新校园建设项目就是古拉格体系劳动力的杰作之一。
劳改犯们在极其严苛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工作，铺设巨大的石块，搭建起高耸的建筑框架。
莫斯科大学的大楼，以其巨大的尺度和苏维埃风格的设计，成为了苏联教育的象征。
在工程建设中，古拉格劳改犯们使用的是最基本的手工工具，如镐、铲和木制拉车。
尽管设备简陋，但他们的工作节奏极快，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巨大的建筑材料，如石块和混凝土，被他们以肉体劳动搬运和安置。
这种在高效率下的强制劳动，使得莫斯科大学的建设进度远远超过了常规建筑项目。
古拉格系统在苏联的经济构成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涵盖了能源、建筑、纺织等多个重要行业。
在能源行业中，古拉格劳改犯被广泛用于开采煤矿和石油，他们在苏联偏远地区的矿井中挖掘矿石，这些矿石成为了苏联工业化的重要原料。
同样，在纺织行业中，古拉格的女性囚犯们则被安排在棉花加工厂和纺织厂工作，生产军用和民用的纺织品。
古拉格中的女性囚犯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古拉格已经成为全苏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
在这个巨大的体系中，女性囚犯的数量超过了50万。
这些女性大多数因所谓的“旷工罪”被捕入狱。
“旷工罪”在当时是一个常见的指控，很多女性因为错过了工厂或农场的工作时间，被控有此罪，最终被送入古拉格。
在古拉格体系内，尤其是国防工厂中，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是女性。
战争期间，男性几乎全部被征召入伍，战场上需要大量的士兵，导致国内的劳动力严重短缺。
为了维持军需品和工业生产，苏联将大量女性和囚犯投入到国防工厂工作。
这些工厂生产坦克、飞机、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是支撑苏联战时经济的核心力量。
即便是古拉格中的男性囚犯，也难逃战争的召唤。
超过一百万的男性囚犯被斯大林派往前线，加入到苏联红军的行列中。
他们被编入前线的工兵部队、后勤部队，或直接送上战场充当步兵。
他们的命运与普通士兵无异，面临着严酷的战斗环境和极高的伤亡率。
与此同时，尽管大量女性试图抗议这种不公的命运，呼吁她们应该得到与普通工人相同的待遇，但她们的抗议很快被镇压。
在那个时期，抗议的声音是极其危险的，任何反对国家政策的言论或行为都可能被视为叛国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
这些女性的命运注定无法逃脱被送往劳改营的结局。
劳改营的日常女性囚犯们主要从事的是缝纫、木工和农业生产等繁重的劳动任务。
以莫尔多维亚的特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为例，女性囚犯的数量占到了囚犯总数的40%。
这个劳改营位于苏联偏远的莫尔多维亚地区，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森林，条件极其艰苦。
在缝纫车间，女性囚犯们每天要缝制大量的衣物，主要是军装和工人的工作服。
这些服装是供给前线和国内工厂工人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缝纫任务几乎没有中断过。
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囚犯们坐在长长的工作台前，机械地进行着缝纫操作。
每个人的手上都起满了厚厚的老茧，有的人的手指甚至因为长时间的缝纫工作而产生了伤口，但即便如此，她们也不能停下手中的活儿，生产计划必须按时完成。
除了缝纫，很多女性还被安排到木工车间工作。
木工活儿通常由男性囚犯来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被征召入伍，女性不得不承担起这些本属于男性的任务。
木工车间的活儿异常繁重，囚犯们需要用手工锯木、打磨木材，制作各种建筑材料和家具。由于工具简陋，许多木工活都需要依赖纯体力完成。
囚犯们经常在没有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操作锋利的工具，意外伤害时有发生。
在农业方面，女性囚犯被派到附近的农田工作。
她们负责种植和收割作物，主要是小麦、马铃薯和其他农作物。
这些作物不仅供给劳改营内部的需求，还会运送到其他地区支援苏联的粮食供应。
在田间地头，囚犯们从早到晚顶着烈日劳作，冬天则要冒着刺骨的寒风进行翻地和耕作。
没有足够的防寒衣物，很多人都在冬季劳作时冻伤，甚至因为过度劳累而倒下。
古拉格劳改营的管理者们对囚犯的生死漠不关心，他们只关注劳改营的五个关键指标：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上级报告的及时性、内部秩序的维护、劳动纪律的遵守，以及囚犯的平均死亡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对于他们来说，囚犯只是完成任务的工具，能维持劳动力的供给即可。
领导们会定期向上级提交工作报告，报告内容通常包括劳动力动员、产量完成率等数字，但对囚犯的健康状况只字不提。
自制卫生巾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古拉格劳改营，卫生用品几乎成了无法想象的奢侈品，尤其是对女性囚犯而言。
劳改营里没有专门的卫生设施，更不用提卫生巾或其他任何生理用品。
女性囚犯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动手能力，利用有限的资源自制卫生巾。
她们大多从缝纫车间里偷偷拿走一些废弃的布料，或者从破旧的衣物中撕下布条，缝制成简易的卫生巾。
针线活是许多女性囚犯的基本生存技能，尤其是在劳改营中的缝纫车间里，很多人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缝纫技巧。
她们会把布料裁成合适的大小，然后用手工针线将布条固定在一起，做成一块可以重复使用的布质卫生巾。
自制的卫生巾还在劳改营内部成为了一种“硬通货”。
在这种物资稀缺的环境中，任何实用物品都可以用来交换，卫生巾尤其珍贵。
许多女囚犯在没有足够的食物时，会将自制的卫生巾交给劳改营中的女共产党员，以换取更多的面包或其他食物。
女共产党员虽然在劳改营中拥有一定的特权，食物配给上比普通囚犯稍微优越一些，但她们同样需要卫生巾。
在这种情况下，女囚犯的自制卫生巾对她们来说是必需品。
因此，这种物资交换的行为便悄悄地在劳改营中形成了一个隐秘的“交易市场”。
一块卫生巾可以换来一片面包，而一片面包可能就是某个女囚犯维持生命的希望。
布料稀缺的情况下，很多女囚犯只能从自己仅有的破旧衣服上撕下布条来制作卫生巾。
由于劳改营里缺乏肥皂和清洁用品，清洗这些布质卫生巾也成了一项挑战。
女囚犯们只能用河水或营地里的冷水简单地冲洗，再在寒冷的空气中晾干。
在冬季，气温极低，这些布料经常不能完全干透，湿冷的卫生巾给她们带来了更多的生理不适和感染的风险。
在这样的绝望环境下，囚犯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以物易物的交易。
卫生巾、食物、简单的药物，甚至是手工缝制的袜子和手套，都成了劳改营中的“货币”。
这些自制的物品虽然简单，但却在劳改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参考资料：[1]刘将禹.试论1930年代苏联古拉格强制劳动体系的发展——以“远北建设”为例[J].历史教学问题,2017(3):83-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