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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李惠仙收到丈夫梁启超的一封家信，大吃一惊。

梁启超竟像个纯情小男生般向妻子倾诉对另一个女子的心动。

“心头小鹿，忽上忽下”。

恼怒、失望、伤心......李惠仙内心五味杂成。

可她压抑自己的一切感情，回了一封信，让梁启超又感恩又羞愧，急急写信“求饶”。

李惠仙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她出生于东郊豪门，自幼熟读诗文，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889年，在朝廷任职的堂兄将她介绍给了来自广东乡下的穷小子梁启超。

堂兄看中梁启超“千里马”的潜质，李惠仙也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子，默认了堂哥的安排。

“天赐良缘、雀屏中选”，梁启超兴高采烈赴京去做李家的乘龙快婿。

其师康有为替他高兴，特赋诗送行：“贾生正年少，诀荡上天门”。

1891年，23岁的李惠仙，带着满满的“十里红妆”和2个聪明伶俐的陪嫁丫鬟，嫁给19岁的梁启超。

梁启超也曾担心过，生怕日子长了，夫人的千金小姐脾气暴露出来，自己怕是吃不消。

却没想到，李惠仙一点也没有嫌贫爱富。梁启超嗜书如命但经济拮据，她便毫不犹豫拿出嫁妆典当，支持丈夫买书。

对于梁启超那一口晦涩难懂、被京师人戏称“鸟语”的粤语，李惠仙亲任严师，一点点教他官话。

“不是睇，是看；不是唔乖，是谢谢......”

婚后第二年，梁启超想带新婚妻子回老家新会拜见翁姑。

“江南瘴疠地”,潮湿、酷热的岭南之地，自古是荒蛮流放之地。从小在京城娇生惯养的李惠仙一时适应不了。

好不容易“行万里路”到达新会，她就浑身长满痱子，奇痒难忍。

尽管“水土不服”，李惠仙却没有一句怨言，安心与丈夫住在简陋寒贫的由书房改造的“怡堂书室”。

她对婆家亲戚尊长护幼、以礼相待，哄得公公眉开眼笑，大她2岁的继母逢人便夸：“到底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派头有，一丝骄矜也没有！”

“婆媳天敌”竟其乐融融，在后来的岁月里，两个女人携手带着全家熬过许多风风雨雨。

李惠仙不仅是贤妻良母，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身份，中国第1位女校长。

早在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和女子学堂时，她就担任了该校校长，还担任《妇女报》一刊的主编，鼓励女性独立自强、不依靠男人。

知书达理、温柔豁达，娶其贤妻，夫复何求？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李惠仙带着一大家子南下澳门避难，服侍老人，抚养幼女，很是辛劳。

梁启超心中有愧，李惠仙却常写信宽慰他。

身处乱世，与丈夫天各一方，她也盼着早日团聚,等来的却是失望。

梁启超想要游历美洲，只能暂缓接家人去日本。

深明大义的李惠仙按捺渴望团聚的急切心情，再次支持丈夫的想法。

梁启超挥笔写下经典之作《壮别》，“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

他没想到，不久后自己会遇到生命中的另一段情缘。

1899年，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与华侨富商之女，名校毕业、才貌出众的英文秘书何惠珍产生了一段情愫。

她对梁启超一往情深，“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这样的痴情，令梁启超难以抗拒。

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如初恋般纯情少男一样倾吐自己的情感：

“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者......”

看到这些文字的李惠仙，心在滴血。可面对丈夫的坦诚，她压抑心中痛苦，回了一封信：

“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惠珍，那我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你不用着急，保重身体要紧。”

梁启超收到信，又感动又羞愧，急急回信，说自己对何惠珍“一言以绝，以妹视之”。

还求饶恳请，这个事情就不要告诉老父亲了，不仅我会挨骂，还会让老人生气......对于惠珍，发乎情，止乎礼而已。

他最怕的就是父亲大人，况且，自己也是“一夫一妻”制的倡导者，只好将“错的时间相遇对的人”埋在心底。

一场风波，因李惠仙的智慧、大度悄然化解。

考虑到梁家子嗣单薄，李惠仙思虑再三，撮合了贴身丫鬟王桂荃与梁启超。

与其来个劲敌，不如找个好帮手。

相比于才貌俱佳的何惠珍，丫鬟出身的王桂荃就显得普通多了，并且知根知底，对自己又忠心又感恩。

王桂荃也不负所望，先后为梁启超诞下6个孩子。

1924年，55岁的李惠仙病逝，梁启超写诗悼念心中贤妻：

“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这样一个充满智慧、知书达礼、温柔贤惠的女人，在丈夫梁启超心中，始终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end

幸得文史相依伴，从此阡陌多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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