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京的第三年，我们略微掌握了一些批发的门道，准备大干一场。
过完年我们做了详细的规划，包括这一年做哪些品，什么时候开始夏装什么时候结束，休息1个多月，直接做冬装。
上半年很顺利，听从东北小伙的建议，半袖挣了20多万，这是我们来北京第一次挣这么多钱，甭提多开心了，夏装结束我还回了趟家。
这是我外出打拼第一次年中回家，以往因为忙或者省钱，只能年底回一次家，待十天左右。
刚来的时候不懂，为了应付一年四季，我们不停地换款做衣服，最后剩下好多。
后来通过观察才发现，别人一年只做2-3个季节，有的甚至只做一季。每个人擅长的不同，不可能把四季都抓住。
就拿羽绒服来说，一般都是夏季做好，等到入冬卖。因为夏季人工便宜，好找厂家。
还有的人擅长做夏装，夏季结束挣了钱，他们就会把档口租出去，做冬装的就租下。市场里一年四季都有出租档口的，很灵活。
开始的时候，我们过于着急，急于求成，所以做了很多款，压了很多货，本来有的款是挣钱的，可最后都贴补在处理货上了。
通过不断摸索效仿，才总结出旧货不能留，必须立刻处理，这样才能回笼资金继续做新货。
当然所有经验都是以赔钱为前提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拿钱买经验。别人告诉你的，永远不如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来的真实。
三年的时间，辛苦终于换来了回报，也让我们看到了北漂的曙光。
夏装批发一般五月份就接近尾声，我从包头回到北京，就开始准备冬装。
暑假的时候，父亲带着女儿来到北京。我带着他们去了世界公园，动物园，科技馆……好多北京周边的景点。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非常开心。
傍晚去看降旗的时候，天空飘着雨丝，雨中我们漫步在天安门广场，那是此生最温暖的画面。
意外总是会在你最放松的时候悄然而至，打的你措手不及。家里的一通电话，打碎了我所有的梦想。2007年夏季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兄长的电话，他说父亲病了，很有可能是胰腺癌，让我赶紧回去。
也许是因为40多岁做过胃切除手术的原因，父亲一直是那种比较瘦的身材，但很挺拔，平时也不怎么生病，怎么会突然得重病呢？
事不宜迟，我赶紧和大姐处理完生意上的事，第二天坐火车赶回包头。回去以后就带父亲去当地的肿瘤医院检查。
原本幻想厂医院的诊断不一定准确，可是复诊的结果却打碎了我的幻想。
医生说已经到晚期，后面会非常疼，外面买不到止疼药，建议我们住院治疗。
母亲说她不管，让我们兄妹俩拿主意。于是第二天我安排父亲住进了市里的三甲医院。
本来活蹦乱跳的父亲，住院以后大多数是在输液，身体状况直线下降，从开始想吃啥吃啥，到最后只能喝小米粥。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医院，周末还得把女儿接到医院写作业。医生护士看我辛苦，给予了我很多关照。
为了省钱，我每天早晨六点之前就会偷偷用小电锅煮小米粥，作为我们的早点。
父亲住的是普通病房，六人间。巧合的是对面住的叔叔是爸爸的同事，家里有6个孩子。每天六个孩子排班，每人半天或者一天。
病房里有人出院，我晚上就睡到他们的床上，如果人满了，我就租一个铁的椅子，晚上放在父亲床边上。
陪床的那两个月，我基本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只要父亲一翻身，我就像条件反射立刻就醒。
父亲看别人家陪床的人都是轮换，而我只有一个人，陪床的两个月瘦了十几斤，非常心疼，就坚持要出院。
我和主治医生商议后，就带父亲回了家，但没有办出院手续。每隔三天，我从医院取药，然后找护士在家里继续输液。
大约过了二十来天，有一天家里没人，父亲就让我把他扶起来，那时候，父亲已经不能自己坐起来了。
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虽然我们从未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估计他自己已经猜出几分。
他说“”别再给我输液了，我也不想受罪了，输液就是多维持几天，没啥意义。
我没有说话，眼泪却溢满了双眼。
我给主治医生打去电话，告诉他父亲的话，他说“你父亲已经感受到了，不输就不输吧，如果能喝水，还能坚持2-3天，如果喝不进去水，也就是1-2天的事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小树林里嚎啕大哭。
父亲临走的前一天下午，只有我在家。
他对我说：“你是好孩子，爸爸走了，你别和你妈你哥计较”。我说“你放心吧，我谁也不计较”。
2007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一，精明能干的父亲离开了！
出殡的那天，我流干了眼泪。
第二天，去坟地复二，我烧纸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眼泪。母亲说“烧纸就得哭，不哭你爸爸收不到”。我说“哭也收不到，我没做亏心事，我尽力了”。
父亲走了，我寸步不离的陪伴了两个月零五天。这两个月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人性的自私和冷漠在这个时候体现的淋漓尽致。内心深处的那份曾温暖如春的亲情纽带，如今已被冰冷的失望与刺骨的心寒一点点侵蚀，每一丝温情都被无情地剥夺，最终只留下一片荒芜与凄凉，让人痛彻心扉，仿佛置身于寒冬之中，无从寻觅昔日的温暖与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