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第蝉联,繁不胜举】余姚科举世家——南城邵氏

余慈姚江 2024-09-17 04:19:01

余姚县城老照片(可见南城邵氏世居地局部景象)

余姚南城邵氏于明清时期乃是科举望族,诚可谓“邵氏一宗谱,姚城半部史”。清末学者俞樾于《余姚邵氏宗谱》之序言中述道:“溯及有明一代,领乡荐者五十三人,登进士榜者二十二人,至本朝则科第蝉联,不胜枚举,蔚然成浙东之望族。”南城邵氏先祖乃北宋哲学家邵康节,南宋建炎年间,邵康节之孙邵溥官任侍郎,徙家至浙。其后裔邵忠(邵康节十世孙),字克诚,号抑庵,官拜宋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于余姚县通德乡清风里。邵忠育有三子,长子邵元诚,行亚一,分居于孝义乡邵巷;次子邵丙,行亚三,三子邵恭,行亚六,皆居于余姚城南。

余姚江南邵氏大宗祠图(收录于《余姚邵氏宗谱》)

南城邵氏自明初崛起,第七世之邵宏誉,字德昭,号静庵。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考中进士,乃南城邵氏科甲之肇始者。邵宏誉进士及第后,历任监察御史、福建按察副使、湖广按察副使等职,任内为官清廉,政绩斐然。第八世之邵有良,字维贞,号直庵,考中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先后任职翰林院庶吉士、监察御史。其任御史之时,清正刚直,弹劾权贵无所避讳。其后,他历任四川蒲江知县、福建漳浦知县,以广东潮州同知致仕。邵宏誉、邵有良皆因清廉而崇祀于乡贤祠。第九世复有邵蕃、邵蕡、邵坤相继考中进士。

邵蕃,字文盛,号东里,乃邵宏誉侄孙。明成化二十年进士,出任建平县知县,考绩居首,擢升御史,累迁陕西按察副使、四川左参政,崇祀于乡贤祠;邵蕡,字文实,号南皋,为邵宏誉之孙,明弘治三年(1490)进士,历任通州知州、成都知府、广东右布政使。政绩卓著,崇祀于乡贤祠。邵坤,字文博,号讷庵。明弘治九年进士,为官新淦县知县。

余姚江南东朝街邵氏民居

第九世之后,南城邵氏家族依旧书香馥郁,科第相继,考中进士之人有:第十世:邵惪容、邵烨、邵炼、邵元吉 4 人;第十一世:邵漳、邵基、邵稷、邵畯、邵陛 5 人;第十二世:邵一本、邵梦弼 2 人;第十三世:邵应龙 1 人;第十四世:邵秉节、邵元度、邵一仁、邵吴远、邵旦平 5 人;第十五世:邵锡章、邵锡光、邵昆岳 3 人;第十六世:邵之旭、邵向荣、邵大生、邵大业 4 人;第十七世:邵自镇、邵自昌、邵自悦 3 人;第十八世:邵庾曾、邵晋涵 2 人;第十九世:邵瑛、邵葆醇、邵葆祺、邵葆钟 4 人;第二十世:邵甲名、邵灿 2 人;第二十一世:邵塏、邵曰濂 2 人。

余姚南城邵氏家族自七世起始,直至二十一世,连续十五世皆有金榜题名之士,如此科考之势一直延续至清末,绵延达四百五十年之久。由此,南城邵氏成为余姚甲科连绵最为长久的世族。虽说于明清时期的世族之中,并无详尽资料可供统计比对,然而,诸如余姚南城邵氏这般甲科连绵不绝者,全国可与之相媲美的,几近无闻。

《余姚邵氏宗谱》中邵之旭一支世系

南城邵氏之科第于清代臻至鼎盛,第十六世之邵之旭,与其子邵自镇,其孙邵庾曾,其曾孙邵葆醇,其玄孙邵甲名,直系五世皆考中进士,缔造了“余姚世族直系考中进士最大辈数”之纪录。而邵之旭以下,四世共 5 人皆为恩科进士,实可谓“科举奇缘”。邵之旭,字菊人,号秋圃,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及第,出任金坛知县。邵之旭长子邵自镇,字达夫,号笠塘,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恩科进士登榜,官任大名府教授,寄籍于大兴县。邵自镇长子邵庾曾,字人俶,号相之,又号湘芷,亦于乾隆二十六年恩科进士中式,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检讨、浙江道监察御史、贵州乡试正考官、河南学政、侍读学士、济南知府、山西雁平兵备道。邵自镇、邵庾曾父子同榜考中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旬万寿恩科,于士林之中传为佳话。

邵庾曾有三子考中进士,次子邵葆醇,字睦民,号松畴,于乾隆五十五年恩科进士及第,历任海丰知县、潍县知县、山东乡试同考官、登州海防同知、台湾海防南路理番同知;第四子邵葆祺,字寿民,号屿村,于乾隆五十四年恩科顺天乡试中举,嘉庆元年恩科进士登榜,官任内阁中书、吏部员外郎;第七子邵葆钟,字纪三,号粲谷,于嘉庆十年进士中式,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会试同考官。而邵葆醇次子邵甲名,字丹畦,号冠群,考中嘉庆二十四年(1819)恩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云南乡试正主考、陕西道监察御史、安徽、江苏、广西布政使,署江苏巡抚。尤值一提的是,邵庾曾一脉祖孙三代,总计有 11 人考中甲、乙两榜,其中进士 5 人,举人 6 人,任翰林者 3 人,如此卓异的科举成就令人叹为观止。

邵晋涵书法

清康熙五十一年,世居余姚南城的第十六世邵向荣(字东葵,号冬余)进士及第,官任定海教谕,先后主持莲花书院、定海书院,致定海县文教昌盛。其孙邵晋涵,字与桐,又字二云,号南江,考中乾隆三十六年(1771)恩科进士、会元。乾隆三十八年以翰林院庶吉士之身入四库全书馆,主持《四库全书·史部》的编撰事宜,次年获授编修。乾隆四十五年出任广西乡试主考官,乾隆五十六年擢升侍讲学士,充任文渊阁直阁事。邵晋涵乃清代著名学者,其学术著作《尔雅正义》于经学史上占据重要席位。第十九世邵瑛,字桐南,号瑶圃。考中清乾隆四十九年榜眼,获授翰林院编修,历任玉牒馆协修、国史馆纂修、文渊阁检阅、湖北乡试主考官、会试同考官等职,著有《刘炫规杜持平》《说文解字群经正字》《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等,其书法成就于清代影响甚广。

邵灿像

第二十世邵灿,字又村,号耀圃,于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登榜,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吏部左侍郎、军机大臣、会试主考、殿试读卷官、漕运总督兼署河道总督、浙江督办团练大臣。任内剿平捻军,军功赫赫,卒后谥“文靖”。邵灿长子邵曰濂,原名维城,字子长,号莲伯,于同治七年(1868)进士中式,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读学士、光禄寺正卿、太常寺正卿,主撰《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参与修纂光绪《余姚县志》。

邵友濂像

邵灿次子邵友濂,原名维诞,号小村,又号筱村,为清同治四年举人。光绪四年(1878)以道员充任头等参赞,随崇厚奔赴俄国,参与中俄伊犁交涉,并协助办理通商事务,次年出任驻俄钦差大臣。光绪八年获授苏松太兵备道。光绪十二年任河南按察使,次年晋升台湾布政使,光绪十七年任台湾巡抚。光绪二十年调任湖南巡抚。次年受命为全权大臣,偕户部侍郎张荫桓前往日本谈判,遭拒而归。邵友濂造福乡梓,不但出巨资倡导修纂《余姚县志》,还出资建造余姚善新所、育婴堂、牛痘局、京师会馆(北京姚江会馆)等公益设施。

于明清之史中,南城邵氏的科举成就,堪称琳琅满目。据吾之统计,南城邵氏祖孙考中进士者有:邵宏誉(祖父),邵蕡(孙);邵蕃(祖父),邵漳(孙);邵之旭(祖),邵庾曾(孙);邵自镇(祖),邵葆醇(孙)、邵葆祺(孙)、邵葆钟(孙);邵庾曾(祖),邵甲名(孙);邵向荣(祖父),邵晋涵(孙)。

父子考中进士者有:邵炼(父),邵基(子);邵吴远(父),邵锡章(第三子)、邵锡光(第四子);邵之旭(父),邵自镇(子);邵自镇(父),邵庾曾(子,父子同榜);邵庾曾(父),邵葆醇(次子)、邵葆祺(第四子)、邵葆钟(第七子);邵葆醇(父),邵甲名(子);邵大业(父),邵自昌(长子)、邵自悦(第三子);邵灿(父),邵曰濂(子)。兄弟考中进士者有:邵锡章、邵锡光(康熙四十五年兄弟同榜);邵大生、邵大业;邵自昌、邵自悦(乾隆四十三年兄弟同榜);邵葆醇、邵葆祺、邵葆钟(三兄弟进士)。

《余姚邵氏宗谱》科名录

令人瞩目的是,寄籍大兴县的第十六世邵大业不但考中雍正十年顺天府解元,次年更是联捷进士及第,其五子亦先后博取功名,其中二子进士登榜,三子举人中式,达成了世家心驰神往的“五子登科”。邵自昌,字蕃孙,号楚帆,乃邵大业长子,乾隆四十三年进士,第二甲第一名传胪,与弟邵自悦同榜,其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广东乡试副主考、侍读学士、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福建学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

邵自悦,字象岩,号习园。为邵大业三子,与兄邵自昌同榜进士,历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和州知州、抚州府通判。邵自本,字茂敦,号务园,系邵大业五子,乾隆四十八年顺天乡试举人,大挑一等,官任南康府星子县知县;邵自彭,字云城,号双南,乃邵大业七子,乾隆六十年恩科顺天乡试举人,大挑一等,官任瑞州府高安县知县。邵自巽,字品三,号环荫,为邵大业九子,与兄邵自彭乡试同榜,大挑二等,官任安州儒学学正。

榜眼邵瑛书《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

据统计,于明清两代,余姚邵氏家族总计有文进士 41 人;武进士 1 人;另有文、武举人共 44 人。科举名望方面,有榜眼 1 人、会元 1 人、文传胪 1 人、武传胪 1 人、会魁 3 人、解元 2 人。此外,余姚邵氏还有第十四世邵吴远(改名远平,字吕璜,号戒三,又以御赐“蓬观”二字号蓬观),于清康熙三年考中进士后,又在康熙十八年参与了清廷首次“博学宏词”制科(此乃清朝举行的两次制科选拔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并于荐举与试的 143 人中崭露头角,列入 50 人上榜名单,成为历史上罕有的“双进士”。

余姚南城邵氏出众的科举成绩铸就了中国科举史的姚江传奇。邵氏科举人物,大多位高望重,政声斐然,明代四品以上官员达 15 人,近十人崇祀乡贤祠;清代四品以上官员达 9 人,其中邵灿官至军机大臣、漕运总督兼署河道总督,邵甲名、邵友濂皆位及巡抚。余姚南城邵氏宗祠位于余姚南城学宫之西,前后四进,由台湾巡抚邵友濂于清末倡导修造,规模宏阔,堂号“光裕堂”,宗祠内有一对点铜浇铸的“五事”祭器,高度可及人,重达 400 斤,为姚邑各祠之首,惜乎此祠今已不复存在。

余姚邵氏孝义家庙(收录于《余姚邵氏宗谱》)

另有余姚南城邵氏亚一房于孝义乡建有孝义家庙,其规模颇大,而今亦已不存。《余姚邵氏宗谱》现存光绪十四年、民国二十一年所修的两个版本,分别收藏于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余姚市文保所等多处。

(此文刊载于《余姚日报》2022 年 6 月 5 日“舜江周刊”,著录于 2020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余姚科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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