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
王启勋，1911年出生，山东栖东县鱼台区东夼村人。1941年7月参加敌后人民抗日斗争，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5月，王启勋奉调中共北海地委组织部担任党总支书记，为支援淮海战役，在人力、物力、干部配备上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4、5月份，人民解放军飞越长江天堑，取得京沪杭战役的辉煌胜利。党中央指令二野在南京组建西南服务团，为进军解放西南积极准备一批开辟新区的干部队伍。王启勋告别家中妻儿老小，于这年七月，南下参加了西南服务团，任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一大队行政股长。黄志昌当时是一大队二中队二班学习班长兼民运委员，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王启勋。
大队行政股担负着为全大队300多人打前站、解决食宿，和行军中整个运输、收容工作的重任，工作艰巨又繁重。王启勋的身上闪耀着革命传统作风的光彩，工作扎实、严谨又亲切。他没有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简单发号施令，更没有动辄训人，骂人的坏习气。
他依靠各中队班排干部，把保证顺利行军的各项行政任务向学员讲清楚，使同志们都能自觉地去执行任务。另一方面，他密切配合政工干部，把行军任务交给党团支部，通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来保证任务完成。他把每天打前站和收容队的具体任务对行政股全体同志安排得井井有条，使大家都能明确职责，愉快地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他自己更是处处吃苦在前，为全大队树立了言传身教的好榜样。
部队打从湖南湘潭开始徒步急行军起，他就独自负责赶着一辆大马车，整天扬鞭驱车运输着大队部的粮秣物资和一些病号、体弱同志的背包，浑身大汗淋漓地跋涉于高山峻岭和泥烂路滑之间。
同志们到宿营地住下休息、用饭时，他还在那里铡马草；同志们熟睡一觉、醒来时，已是半夜了，还见他正提着马灯在给骡马加料。大队行军途经榆树弯（即今怀化地区）时，遭到蒋匪帮残部的伏击，我战士在激战中伤亡数人，是他指挥队伍追击上山打退土匪。这样，队伍才胜利地冲过了子弹飞啸的榆树弯。
1950年3月12日，王启勋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易门县人民政府县长。他和县委书记杨履然、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于炳君（原云南支队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率领南下学员、干部十八人，途经莲花池、椿树营、金哨等高山云海之地，于13日黄昏到达易门县城，与原地下党易门县工委领导的干部、战士胜利会师。
进入易门，大家马上就投入征粮剿匪。期间，发生在王启勋身上的感人的革命事迹使人敬仰，令人心疼，让人难忘。
一次，黄志昌参加县委工作组刚从惠民区（铜厂区）调研征粮负担回城，见到了王启勋，忙放下背包，准备向他汇报工作。王启勋一点县长架子也没有，他把黄志昌按捺在坐凳上叫他休息。一会，泡上了一杯热气腾腾的浓茶叫他喝，又端来了洗脚水叫他洗脚。黄志昌局促不安，过意不去。心想：哪有人民的县长替一个工作员泡茶、端洗脚水的。
他便说；“启勋同志，你是县长，我是一小兵，这样款待我，太不合适了吧！”王启勋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嘛！为人民服务哪有贵贱之分，我和你只不过是分工不同罢了。”
跟着，他又说：“我带你们来易门，第二天就把你们叫下乡去工作，连易门这座山城的东南西北方位，你们都没弄清楚，现在你们还是赶快到县城二会街、三会街去先观光一下吧！”听完这番话，顿然间，黄志昌感觉下乡一星期来的疲劳都如烟消散。
晚上，回到机关，王启勋又叫黄志昌同他一起睡觉。上床后，他才叫黄志昌汇报工作，黄志昌在枕边边汇报，边就睡着了。这椿事的前前后后，黄志昌当时感觉很浅，后来回想，其中细节令他感慨不已。
他自觉很清醒，作为一个初参加工作的新兵，就遇到了这样一位良师益友。
王启勋是好县长、好领导，他的阶级感情是和革命同志溶合在一起的，他的一言一行都在随时给人以一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有位南下干部对有的领导同志在工作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流露了不利团结的言行。王启勋发现后，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同志进行思想帮助，指明当前在新区工作，上级指示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从而说服了这位同志，保证了县委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的统一和团结。这件事，也足见王启勋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是十分认真、严肃的。
王启勋对解放初期我军政开展征粮工作的政治、军事意义的认识是深刻的，工作作风是细致踏实的，这也成了黄志昌尔后几十年思想和行动的表率。
他深刻告诫同志们，云南进驻了解放军四兵团和原地下党、边纵的同志、加上卢汉起义的留用人员总共40万人，每天要吃饭，如果不迅速开展向地富大户征粮，如果不完成征粮任务，那我们共产党人在云南这块新区是站不稳脚跟的。因此，征粮工作既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又是一场阶级大搏斗。
那段时间里，王启勋日日夜夜地疲于奔忙操劳全县征粮工作。他利用旧历二月二易门大龙口群众赶庙会的机会，直接向全县群众宣传征粮的意义，说明合理负担的政策，而且，对全县一些在征粮上有阻力的产粮区，也亲临第一线去做发动工作。
有一天，他忽然听到产粮区下江口村群众对征粮有思想顾虑，地富大户有抗粮迹象的汇报，便决定抽身亲自去下江口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这时，潜伏在下江口村的国民党蒋帮特务，伪国防部二厅专员朱履贤便放出空气进行恫吓，扬言：只要王县长一进下江口，就叫他有去无回。
王启勋没有把恫吓放在眼里，挂上驳壳枪，带了警卫员，直奔下江口。他走进村公房，登上楼梯，站在楼口向坐满戏台的群众宣讲征粮政策。敌人果然作乱，推倒一根预先锯断的戏台柱子，企图掀倒台子、谋害于他。王启勋岿然不动，坚持宣讲觉的政策，消除了群众的顾虑，又当场有力地揭露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的阴谋，指出敌人破坏征粮的罪恶行径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朱履贤后来已被政府逮捕法办）。
事后，当地群众反映很好，说：“过去旧社会的每一任县长，开始上任时，都要谨防‘三天’（即指朱在天、马在天、高在天三姓中的封建恶霸地主），来下江口拜访、拉拢‘三天’，只有这样，县长的宝座才坐得稳，否则新县长上任，马上就要遭到被撵走滚蛋的命运。而现在世道变了，不同了，共产党的县长不怕下江口封建地主的‘三天’，我们老百姓今后也不必害怕‘三天’了。”这事过去很多年，还在下江口一带流传，人们一说起就对王县长啧啧称赞。
1950年4月27日，易门县委决定向全县传达玉溪地委关于通海“四·一八”土匪暴乱的通报和县委关于检查征粮工作的决定，根据县委的分工，王启勋风尘仆仆地带着两个护乡团战士奔赴离县城50多公里的高寒山区一一铜厂（当时惠民区政府所在地）。
第二天，4月28日，王启勋召集区干部传达学习了地委和县委的指示，检查了全区的征粮进度，并组织干部囤粮、挑水、搬柴到区政府内，以防士匪突然袭击区政府时，好以固守待援。
4月29日黄昏，刘惠中匪部配合滇西土匪纵队副司令王月秋匪部一部份，咆啸蜂拥地前来围攻惠民区政府。王启勋立即组织区干部和基干队进入区政府后院碉堡内居高防守。
当土匪接近区政府时，王启勋从碉堡里发觉有一基干队叛徒跑去开大门，接应土匪。他大声喝止：“不准开大门，谁开门就打死谁。”叛徒不听，被他当场击毙徒。几乎就在同时，早已混进基干队充当队长的内奸杨开祥（原惠民区大地主、大匪首刘惠中的手下），一边指使基干队另一叛徒从背后突然跃上拦腰抱住王启勋，一边指使叛变了的基干队打开区政府大门，接应土匪进来。
王启勋奋力与抱住身子的叛徒进行拼搏，一枪打翻了这个叛徒，又开枪接连将两个叛徒打翻在地。他的勇猛震惊了在场的叛匪，涌进区政府的匪众一时吓坏了胆，只有远远包围碉堡，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呐喊、呼叫缴械投降。
王启勋便隐伏在碉堡内作顽强的抵抗。后来，土匪再次进行反扑，他终因子弹卡壳，被土匪冲上来用木棍、铁棒围殴，身受重伤，血流满身，但他仍拼命地与土匪抢夺武器，进行搏斗。最后，他不幸为内奸、反革命分子杨开祥开枪击中，倒在血泊中。殉难前，王启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凶残的反革命分子杨开祥又凶残地朝他士补了一枪，一群匪徒围上乱砍了十几刀。
王启勋，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七岁。此时距他就任易门县长还不到两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