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托于真实历史官方资料创作，无杜撰，不虚无，只为还原真实历史故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军会师，欢聚一堂，可本是皆大欢喜团结欢庆的时刻，却有一个领导面露尴尬，在一众热闹的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

这位领导便是张国焘，那么他为何会显出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情绪呢？他的心底到底藏着什么隐忧？

事情还要从1935年6月的一场争执说起：

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经中央决定，要在北上建立根据地，然而张国焘则主张向川康转移，与中央的决定背道而驰。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其中，争执的焦点便是北上还是南下，是到陕甘落脚还是退往西南建立所谓"川康新局面"。

当时为了两军团结，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由他率领左路军军，毛泽东则率领右路军，两军混编共同北上。

当时的红军面临难得的战机，行动迅速的话完全可以乘隙突破敌人防线，直趋陕甘，然而，面对大好的战机，张国焘却突然犹豫，迟迟不肯和由右路军汇合。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左路军南返的决心却一刻没有停止过。就当所有人都认为这场争执还有商量的余地，打算让徐、陈两人多加劝阻时。

张国焘突然做出了命令右路军南下的决定，并给二人回电：“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电报内容语气强硬，显然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其实南下的决心之前便早有预兆，他先是以巩固阿坝为由，故意拖延队伍行军时间，后恰逢大雨，河水上涨，又以久雨不晴和河水连日不降为由久不渡河，甚至暗中下令返回阿坝，指示正北上的第二纵队停止前进，备粮待命。

在朱德的自述中这样描述：“一转到阿坝，过一条嘎曲河没有准备好。其实张国焘是根本没有准备，过不去好南下。”

也就是说，张国焘根本就没有把北上的命令当回事，最后于1935年9月8日的一封电报让南下与北上之争到了摊牌的时候。

可抗命南下的张国焘怎么也想不到，他率红四方面军全部及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南下后，在川西无法立足，到荒凉的藏民区更是难以长久的维持供应，再加上百丈关一战，红军伤亡惨重，部队由8万人骤减4万人。

而与之相反的是，当时毛泽东带领的仅7000余人进入陕北后，不仅会合了当地的红军，更通过东征和西征扩大了根据地，部队也发展壮大到3万人。

当时全国抗日形势高涨，也需要红军主力尽快集中到北方，接近抗战前线从而作战，如果仅仅局促西南一隅最后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种形势下，左方面军中红四军的广大干部纷纷要求北上，红二方面军更是坚决主张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张国焘见大势已去，他在没有理由去阻止他们，只能表示同意。

后来毛泽东也发去电报，表示不计前嫌，邀请张国焘北上一同商讨战事。

最后，终于在1936年的10月份红一方面军和红二、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其中周恩来担任"欢迎大使"的角色 ，而陈赓负责接待，热情迎接各方战士。

三军重聚，虽然人少了不少，但是情还在，在《会师歌》的唱响声中欢呼雀跃，颇符合毛泽东写的那句“三军过后尽开颜”。

可不同于同志们的喜上眉梢，作为领导的张国焘却愁上心头。他在担心什么呢？

原来，对于之前和毛泽东的分道扬镳，而后自己又因失误决策造成的损失惨重，这一件件的事让张国焘无颜面对这些昔日的战友们，现在周恩来又同他握手言欢，绝口不提分裂的那一段不愉快往事，不计前嫌前来迎接他们，更是让自己颜面尽失。

这场会师，虽然三军重聚、欢呼雀跃，可对于张国焘来说，庆功会越是隆重，越无疑是对他最大的讽刺。

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颗扎在心底里的刺，最终也让张国焘走上了一条不归路。1938年4月，借着祭拜黄帝陵的机会，张国焘夤夜潜逃，不仅胳膊肘往外拐，还大肆攻击昔日的同志。

从一位让人钦佩的革命先驱，彻底堕落成为人不齿的叛徒。历史总是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红军会师这一刻，既是团结的象征，又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张国焘的尴尬，或许是对他过去决策的反思，也是对未来道路的警醒。

而我们，作为后人，更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坚持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