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下午，沈阳火车站鼓乐齐鸣，热闹非凡。张学良身穿浅黄色上将军服，满面春风，身后一群甲胄鲜明的东北军政人员，前来为入关的部队壮行。

张学良与第一军军长于学忠等寒暄过后，拉于到无人处，一脸严肃地说:“孝侯，我们这次入关目的为的是倡导和平，促成统一。东北军以往三次入关，声名均很不佳，尤其以张景惠率领入关那次军纪最坏。这次是第四次入关，一切事我都交付给你啦。你要往漂亮去做。我先问问你，你想怎样做?”

于学忠目光炯炯，诚恳地说:“我想有两个办法。第一是一枪不放，使地方不受丝毫糜烂，国家不遭些许损失，并可与晋军保持友谊。我们如只到河北、察哈尔为止，完全可以做到一枪不放第二，如万一继续用兵，我认为在娘子关方面，可做佯攻的姿态而另派劲旅直趋大同，山西指日可下，并不费多大的军力。不过阎锡山这个人不用提了，山西的人民无辜，似不应再受涂炭;我们也犯不上得罪很多的人;而且我们如取下山西，亦难免不为蒋介石所忌。同时，这与我们出兵的本意亦不大相合。”

张学良听得频频点头，握住于学忠的手:“孝侯，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军关内很好，传檄而定。你要多与晋军的徐永昌、杨爱源等人联系。此次，蒋介石答应，黄河北岸军事托付我全权处理。你须便宜行事，你为人稳重、老成，所以让你做先锋，我最为放心。”下午3点整，于学忠率第一军先头部队董英斌第五旅登车完毕。火车汽笛一声，徐徐出站，向山海关方向风驰电掣而去;以后每3小时开出一趟车，后续依次为陈贯群第二十三旅、刘乃昌第二十七旅。东北军源源入关。

途中，于学忠在车上，给河北省主席徐永昌写信(徐永昌与于有同学关系),说明此次东北军入关,系和平接收,请退避三舍，以免武装冲突。每到一站，先期通知晋军让出防地。

阎锡山是时正在石家庄，听说张学良助蒋、奉军入关的消息后，气得浑身哆嗦。大骂道:“张学良这小子真是岂有此理,我刚刚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不久，又在内阁中给东北方面留了外交等位置，你不帮我，也不该助蒋介石打我。我誓与奉军决一死战。”

他命令将后方的新兵调到石家庄前线构筑工事，并且给河南前线的徐永昌一连几封急电，令其赶回石家庄。

徐永昌接电后即回一电说:“在今日情势,我想走修武先入上党。”不同意去石家庄。

阎锡山急了，回电下死命令:“一定要走平汉路来石家庄,与奉军决一死战。”

当时，阎锡山的头脑发热，说什么也要与奉军开战。但军队见军队却是彬彬有礼。

原驻山海关内古冶至开平一带的晋军于9月19日开始即向唐山集中，让出防地。东北军亦不着急，待山西军队安然撤离后再逐段接收，以避免两军遭遇发生不测。接收平、津的军政人员也留宿于专车上。

于学忠于21日到达天津，平、津间的杨村、廊坊、窦张庄及津浦线的杨柳青遂全部为东北军接管。

听到东北军进关的消息，最惊惶失措的莫过于留在北平城中的“新朝”阁员们。官还没当几天，根本不过瘾，就要“流亡”了汪精卫故作镇静，致电张学良，谓“今日最急之务在于除去内战之原因”，提出四点主张:

一、即 开国民会议;

二、召集合法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由党员选举代表;

三、制定约法;

四、全力以赴，“防剿”湘鄂赣之共*党。

汪精卫最后希望张学良能就四点主张如何实现提出具体办法。

谢持、邹鲁、覃振也致电张学良，提出与汪相同的四点办法。

但是，一纸电文，如同被强劲秋风吹落的一片枯叶，翻滚飘零，很快便无声无息。只有运兵车的隆隆声昼夜不停。

汪精卫绝望了，站在怀仁堂阶下，目送天边乱点暮鸦，召集扩大会议成员们会商应付时局的方针。这些平时高谈阔论的政客，都成了寒蝉，凄切哀鸣。

陈公博说:“大局如此，我看扩大会议只有全部迁入山西，和阎百川先生共患难。”

有人摇头反对，说不如去天津看看风声，了解各方情形后再作打算。

汪精卫垂头丧气地说:“照现在的情势观察,失败是失败定了军事上既然遭到了极大的挫折,甚至一个政府成立不足10天就要流亡。这一次反蒋，已集合了全国之力，想不到又失败了。我同意全体人员去山西太原，避避风头再做下一步打算。”

大家相对长叹，也只有这个下策。

会后，汪精卫在接见记者时说:“如果张学良愿意和平，并能让我等提出解决时局的四项方针谋其实现，一切自无问题;如果张学良决意进兵而情势恶化，则无论是太原还是西安，都是我们继续反蒋的根据地!”

大话说完了，汪精卫和扩大会议成员慌忙收拾行李，于20日凌晨4点赶往北平火车站，终于上了车西行，后与锡山在石家庄会台。

阎锡山仍气壮如牛地说:“山东前线撤退的情形还是不十分清楚，前方的将领也在沧州做收容工作，一时没有回来。倘使陇海线上还能坚持站得稳，大局虽然危急，还不至于崩溃。”

汪精卫像一个快要溺死的人，抓着救命的稻草一般，突发建议:“百川兄,陇海路或许还有希望。我们何不趁此时去郑州一行，给焕章打气?”

阎锡山双手直摇:“汪先生，我不能离开，烦劳你和公博先生走一趟吧!”

汪精卫点头同意，便携陈公博及王懋功一同前往郑州。

冯玉祥的总司令部设在离郑州城墙不远的一座破庙中。冯玉祥穿着土布军装，袖子挽着，像个老农民。汪精卫一行到后，与冯吃着油条喝着稀饭，坐在神像面前促膝而谈。汪、冯谈过去,谈未来，对当前却没谈出什么好办法。

冯玉祥说:“汪先生,你应该到开封去,我打电话到兰封前线,叫高级将领到开封与你见面，你给大家训训话，打打气，提提精神!”

半夜，月明星稀，汪精卫一行又风尘仆仆赶往开封。鹿钟麟庞炳勋等都赶到开封，汪精卫问起情况，大家都摇头。汪精卫见无力回天，也没有鼓舞士气，只好乘火车北返，又到了新乡，去见石友三，依旧如此这般，劝说一番。

张学良发出巧电的第二天，石友三便通电响应，宣称“顿兵河朔，希冀和平，此后誓当静听张司令官之措置。”石部已与东北军拉上关系，他的部队皆换了新服装，军帽的式样都与阎冯的军队不同，换成了东北军的军帽了。

汪精卫倒也知趣，生怕石友三变了脸，捉他当俘虏。与石友三稍事寒暄，便慌忙返回石家庄。

阎锡山兴冲冲地说:“汪先生,你走这几日,我又有了新的作战计划,征求你的意见。”他走到军事态势图前，用手指着说:“我合陇海路的西北军、杂牌军,以及在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收拾残余还有50多万人。我打算放弃河南,集中河北,把东北军驱逐出关,据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这个计划是不是可行呢?”

汪精卫有气无力地回答:“不错，是个可行的好计划，只是这件事必须通知焕章先生，来往电报是说不清楚的。”

阎锡山这回倒干脆:“汪先生，真不好意思，我想请汪先生再去郑州一行，我们一起去说服焕章兄如何?”

汪精卫听后，默然不语，阎又转问陈公博。陈连忙说:“阎先生，你们多半要谈军事，我是外行，我可以不必去了。”

阎锡山恭维说:“公博年轻，主意多、脑子快，非去不可。”

一行人又坐上火车南下,刚到彰德府(今安阳),便有人报告:石友三的军队叛变了，向河北自由行动了。阎锡山立即变了色说:“此行要经过新乡石友三的防地,搞不好大家立刻要全做俘虏?"众人听了，皆不言语。末了，阎锡山又说:“汪先生，偏劳你与公博自行，我要回石家庄堵防石友三。”于是他挂上一辆小机车,慌慌张张向北而去。

汪精卫苦笑着对陈公博说:“阎锡山怕做俘虏,难道我们就不会做俘虏吗?幸好我们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石友三在浦口举兵时，和我们有过联络，凭这一点关系，大胆唱唱空城计吧!”

陈公博说:“三天之内，我是两过黄河南下,这到底叫什么事儿?”

南辕北辙，阎锡山北返，汪、陈南行，黎明时分，又过黄河大铁桥，天色微明，一两只水鸟逐流上下低飞。陈公博忍不住口赞一首七绝:

四野奔流遍甲戈，两番深夜渡黄河;

雄心渐似秋水淡，欲化闲鸥逐逝波。

冯玉祥蹲在城墙边的破庙前，一脸疲倦、一脸迷茫，他听完汪精卫传达阎锡山的大计划后，反而坚定起来，声若宏钟:“干!破釜沉舟，再拼一场!”

“但这事办起来,恐怕有许多困难吧?”汪精卫期期艾艾地问。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玉祥斩钉截铁地说，袖子又挽起来了。

庙外，冯的参谋长李兴中等人却毫无避忌地大谈:“阎老西的计划是据河自守，那叫什么计划?军事已经无望，不如和蒋先生和平谈判，再不行请张汉卿收编也行。”

就在此时，外面一阵大乱。有人急忙来报:“南边已有一个团的蒋军冲入市区;黄河桥附近有100多土匪窜入。

汪精卫顿时面呈土色，浑身筛糠;冯玉祥镇静自若，抄起电话命令:“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他放下电话，脸上还挂着笑，却说:“汪先生，早点走吧，军事很紧，这边早晚便要失守。”

汪精卫一行惶惶如漏网之鱼，连夜乘车北返。到石家庄，见了阎锡山，也顾不上多说，收拾行李，一趟车开回山西太原，将“大计划”留在了河北。

9月26日，于学忠一枪不放,进了北平城。当时便有人揶揄阎锡山:“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登基不是'九五’之尊，而是四九三十六，溜之大吉也 ”

东北军第四次入关，确实做到一枪不放，和平接收。于学忠事后感慨地说:“惟是张学良当时的所谓'永息内战，拥护统一’，实质上是维护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并且由于东北军入关，东北地方防务空虚，旋又因石友三之变，留守在关外的看家部队亦大部调入关内，遂致日寇认为有机可乘，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个后果更非张学良始料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