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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人看来，婚姻的目的主要是延续血统、进行传承，也是一夫一妻制的继承。

在转型时期，古罗马婚姻经历了婚姻现状、妇女婚姻状况、国家立法干预婚姻等多方面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罗马婚姻从“有夫权的婚姻”过渡到“无夫权的结婚”，呈现出一些新的婚姻特征，但从本质上讲，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在共和国早期，罗马的婚姻基础是父权制统治下的一夫一妻制婚姻，通过各种相关的婚姻仪式和事实来确保婚姻的稳定。

在共和国早期，罗马很少有婚姻破裂的情况，尽管也有离婚的情况出现，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这与当时的婚姻模式密切相关，由于父权制婚姻的局限性，妻子在家庭中没有任何权利，完全处于丈夫的控制之下，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存在。

妻子在法律地位上也相当于子女，没有财产继承权和自由，自然也没有理由单方面提出离婚的权利。

相反，丈夫对妻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离婚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丈夫手中。

公元前2世纪，罗马的婚姻类型从“有夫权婚姻”转变为“无夫权婚姻”，使妇女从丈夫的权威中解放出来。

她们获得了人格，开始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主要体现在她们不仅在父亲去世后拥有了与兄弟相同的继承权，而且在婚姻期间获得了对嫁妆财产的控制权。

随着这种无夫权的婚姻的盛行，女性逐渐从传统道德和社会需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开始积极寻求离婚，并有了选择的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愿结婚生子的情绪迅速蔓延到整个罗马，离婚也已成为社会上一件极为普遍的事情。

当时甚至出现了几个男人以一个女人为妻，在她死后共同为她立墓碑的现象，显示了人们对离婚和再婚的宽容和接受。

人们的婚姻观念已经偏离了传统轨道，这也是这一时期个人主义兴起的标志。

为了维护婚姻秩序，鼓励人们婚姻和生育，国家曾一度出台婚姻法，以调整婚姻的社会秩序。比如其中就规定对20岁至50岁的独身男子、50岁的独身妇女、25岁以上无子女的男子及20岁以上无子女的妇女施以取消财产资格的惩罚，使之失去选举权。

甚至还对那些到年龄仍未结婚的人需要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而且还不能获得六级亲等之外亲属的遗产。

这种过于严厉的法律规定使得一些人开始用虚假结婚、收养等方法来达到目的，一批为了获得奖励而告密的告密者也使得社会更加混乱，一时间新的社会问题依然不断涌现。

而这种婚姻法也背离了其初衷，使得独身、离婚的比例非但没有得到遏止，反而有增无减。

法律的一些条款也破坏了古罗马传统的婚姻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俗。

比如法律要求寡妇应该在丈夫死后两年内成婚，离异人士需在 18个月内再婚，但事实上罗马法律又规定要对那些丧偶后再婚太早的女人会进行处罚。

因此这种婚姻法显然对于再婚时间的规定与他们传统的社会习俗和伦理秩序相违背。

可见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定一方面希望恢复和重建古罗马古朴的民风，但法令在另外一方面又在破坏传统的婚姻秩序。

随着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已经从早期的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演变为一种新型的伴侣关系。

然而，在罗马的婚姻关系方面，婚姻更多的是夫妻签订合同、共同生活和抚养孩子的一种共同约定，并没有延伸到爱的交换和分享的层面，这意味着爱并没有成为罗马婚姻的基础。

对罗马人来说，公开表达爱是不恰当的行为。

如果一个人在婚姻中投入过多的情感，就会遭到嘲笑，而过度沉浸在爱情的快乐中则被视为道德缺陷。

因此，在罗马，已婚的夫妇很少住在同一间卧室，他们身体的亲密关系有时仅限于在需要生育的基本需求，而在公共场合，夫妻之间表现出礼貌和节制更为重要。

在这种婚姻关系的背后是罗马婚姻的基础，它没有任何基于个人情感和爱情的基础。

因为婚姻通常是由父母双方安排的，而且婚前双方都没有见过面，所以在这样的婚姻中有爱情是极其幸运的。

尤其是在上流社会，婚姻往往成为两个家庭巩固彼此联盟的重要手段。

由此可见，古罗马的婚姻并非建立在两个人的情感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和谐共处和传承的必要性之上。

在此基础上，对女性的道德要求应该更加严格，对其的功能需要也更多，在罗马人看来，一个好的妻子是指能够完全忠于丈夫的人。

她必须不能背叛丈夫，不得在公共场合表现不当，不得与丈夫的政敌结盟，同时当她的丈夫陷入政治危机时，她还要能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帮助丈夫摆脱困境。

尽管古罗马的婚姻类型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婚姻的目的而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其婚姻的目的仍然是生育合法的罗马公民。

女性在婚姻中仍然缺少独立的地位，仅仅是生育的工具，在他们看来女人只有能够生育子女，婚姻本身才被视为完整。

综上可以看出，大多数罗马人普遍希望结婚，并希望从婚姻中寻找到和谐和舒适，但无论是哪一种婚姻制度，丈夫在法律上和实际生活中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在今天，研究罗马的婚姻状况和制度，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整个罗马历史发展的轨迹，找到婚姻、家庭和罗马帝国命运发展的某种联系依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