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兵工厂一景

山东纵队兵工一厂，即织女洞兵工厂，在抗日战争中，为山东纵队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尤其是他们研制的枪榴弹和机枪，具有很强的威力，为山东纵队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邹国资、贾汉文、孙维忠几个人都在这个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兵工一厂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1938年6、7月份，淄博的矿工携带从洪山、黑山煤矿弄来的工具，踊跃参加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办起了石匣峪修械所。这个修械所由杨国夫直接领导，有工人37名，南竹泉担任主任，同时也是党组织的负责人。党员有杨斌、黄渭源、冯寿山等。

1938年12月，山东纵队成立，石匣峪修械所归属山纵领导。1939年1月扩建为山纵兵工一厂。

1938年农历八月十六日，一架日机在益都（青州）境内雾行触山，两名驾驶员死里逃生，被我方俘虏。随后，日军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性的“扫荡”，兵工厂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上级命令一厂将厂址迁到鲁山南麓的千人洞。

从石匣峪到千人洞，山高谷深，交通不便，运送东西全靠肩挑人抬。白天行动，又恐暴露目标，再加从洪山煤矿弄来的那台6尺车床，实为庞然大物，几十名群众披星戴月，昼伏夜行，一村传一村，艰难地搬运。等兵工厂全部从石匣峪搬完，已到了年底。

兵工厂迁到千人洞后，马上从附近的黄崖、池埠、九会等村庄招收了数十名有铁、木工技术专长的工人，同时，又从驻沂水桃峪的山纵兵工二厂抽调来一部分技术骨干。这样山纵兵工一厂的技术力量大大加强了。全厂有正式工人90余名，加上勤杂人员，已达100余人。厂部设在千人洞，工人宿于附近的村庄。

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兵工厂建立健全了组织机构，厂长孙世铭，副厂长孙景明。厂部下设机修、翻砂、红炉、弹药装配、木工等班组。在健全机构的同时，还正式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下设若干小组。

党支部成立后，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一是积极培养党的发展对象，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二是加紧对兵工进行教育，做好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

当时，新工人进厂主要是为了“混碗饭吃”和学点“手艺”；而“老兵工”远离家乡，思想有波动。党支部摸清了兵工的思想状况后，便通过上课和个别谈心等方式，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民族气节教育，使新老兵工牢固地树立了“抗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思想，确保了军工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由于日寇的不断“扫荡”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封锁，兵工生产所需的材料非常紧张。兵工厂克服各种困难，想方设法解决。一是靠扒敌人的钢轨；二是靠当地民主政府筹集；三是靠采购员外出采购。

采购员通过地下交通员从济南、淄博、青岛、益都等敌占区，购进所需硫磺、炸药、焦炭等燃料和原料。不少同志为采购兵工生产材料，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淄博的地下交通员陈志伯、益都的交通员高作胜因暴露身份而被捕牺牲；济南的肖同志，也被日军的猎狗咬死。

兵工生产制作工艺完全是手工操作，实行以师带徒制。全厂只有1台车床，翻砂用的是一只人力大风箱，8个人一班，两班轮流倒。化铁炉是用铁板卷作的炉筒，里面贴上耐火土泥制而成，十分简陋。工厂主要任务是修枪、修炮、打刺刀、制造手榴弹。

在材料奇缺、设备简陋、生产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兵工克服了重重困难，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仅手榴弹一项，日产达70多枚。

1939年3月，由于鲁山北麓的日伪军“扫荡”危及兵工厂的安全，兵工生产的规模扩大，一个千人洞已容纳不下，又加上千人洞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粮草筹集困难。山纵决定兵工一厂由千人洞迁到了大贤山下的织女洞。

织女洞隔河与牛郎庙相望，从大贤山顶至山麓，有玉皇庙、岳王庙、三官庙等殿阁庙宇，草木葱郁，寺观错落。兵工生产就在庙宇里进行。

兵工散居于偏良山、牛郎官庄等处，厂部设于马家河西。随着斗争形势的需要，兵工厂也突破了原来的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再次招收了一批当地的能工巧匠，正式工已达百余，还雇佣了20多名民工，负责碾灰药等项杂活。为进一步加强技术力量，山纵司令部又从部队调来了一部分有兵工生产专长的战士。生产设施也相应地有所增加，已备有4台车床、1台钻床，并有了虎钳和化铁炉等。

兵工厂搬到织女洞后，山纵司令部就将其直属警卫连调来担任警卫。这是个拥有100多人的回民武装，共有3个排。1个排驻守兵工厂，两个排驻牛郎官庄，一周一换。他们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全力保卫兵工安全进行生产。

5月，山纵司令部任命邹国资为山东纵队兵工建设主任。山纵指挥张经武对他说：“目前，手榴弹制作技术上存在许多问题，你是负责搞军火的，要好好研究改进。”为了加强党对兵工生产的领导，司令部又派杨兴忠、郑香山到兵工一厂工作，由杨兴忠负责兵工厂的全面工作。

在进行紧张的兵工生产的同时，杨兴忠等同志还带领回民警卫连分别到附近的村庄——东里、大泉、安乐、河西、辉村、燕崖一带，进行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宣传活动，组织发动民众抗战。厂里领导还很善于抓统战工作，翟洪治技师就利用同学、朋友等关系，通过国民党住神清官的兵工技师，搞到了一批无缝钢管，解决了兵工生产之急需。

同在千人洞一样，兵工物质生活仍很困难，他们和群众吃的是一样的饭食，一年到头是小菜豆沫，附近能吃的树叶子，几乎全吃光了，平柳树叶子不能吃，就吃平柳种子。没有煤油和火柴，就用火石火镰打火，用火纸卷成筒子引火。

1939年6月初，兵工厂接到山纵司令部的通知，日军正组织力量“扫荡”沂鲁山区，目标之一是搜索、摧毁我方兵工厂。兵工厂接到上级指示后，开始了紧张的战备，坚壁清野。通过工人和当地可靠的同志，把机器悄悄运到附近的桐峪掩埋起来，人员也化整为零，给敌人留下的唯一“礼物”是埋在厂区周围的大大小小的“铁西瓜”。

6月8日下午，日军到达了鲁村。这天夜晚，工人与警卫连分两路转移，一路奔柳枝峪，一路奔韩庄南山——汉王崮。回民连在转移过程中与1000多日军遭遇，经过一场激战，突出重围。杨兴忠政委、郑香山指导员在前后绳庄壮烈牺牲，警卫连三排长丁连营、战士马俊盛、丁忠堂等10余人也光荣牺牲。

日军“扫荡”过后，兵工陆续回到织女洞，看到是日军劫掠后惨不忍睹的状况。栉次鳞比的庙宇厂房，已成一片瓦砾废墟；双人合抱的一棵银杏树，只剩下仍闪着火星的一个大深坑，惨死的老道仍挂在树枝上……日军的兽行，更激起了大家的愤怒。兵工们找回了烈士的遗体，含着眼泪，将他们安葬在织女洞山顶，以慰烈士忠魂。

日军的“扫荡”已给兵工厂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又加沈鸿烈、吴化文与八路军的磨．擦日益加剧，兵工厂在织女洞无法进行生产。兵工们怀着对日军的深仇大恨和迅速恢复生产的热切愿望，带上轻便的工具，先后赶到预先指定的集合地点千人洞。

不久，老厂长孙世铭带领兵工，遵照山东纵队的指示，转移到了鲁山北麓的博山池上；在李家庄、刘家南峪、斗沟、郝峪、花林、黑石拉一带，重新安了摊，又聚集职工100多人。山纵派薛少庚任政治委员。

厂部设在南峪。在李家庄、刘家南峪生产手榴弹，在花林、黑石拉试制八二追击炮弹。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兵工厂又迁到了莱芜常庄南峪。

1941年，兵工一厂又转移到苗山附近的漫子、唐家上坡、上下朱家店子、徐家店子，而后又迁到了孟良崮山区的大碾、瓦庄、戴庄等村。这时，薛少庚调离，褚方塘任政治委员，何凤鸣任厂长。

1939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之后，山东纵队兵工一厂多次搬迁，但始终未影响生产。兵工们在山东纵队司令部和厂党支部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改进了刺刀和手榴弹等项兵器的制作工艺。

日军的刺刀是扁的，带刀库。咱们仿制的不过关。后来，翟洪治技师通过实践，把扁刀改为四棱锥；接着又改为三棱锥。他又猛攻了热处理这一关；经反复实验，终于取得了成功。改制后的刺刀实为拼搏的利器，赢得了前方抗日将士的一致赞赏。

手榴弹在制作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反复摸索的过程。先是将手榴弹弹体上的“麻辫“换成木柄。接着，又改造了拉火装置，拉火药改用雷汞，拉火管改用纸管，拉火绳用丝织品代替。同时，改进了配药和碾压的方法，从而，提高了爆破威力和杀伤力。并在此基础上，研制生产了枪榴弹。

所谓枪榴弹，就是把手榴弹的细长把嵌入七九步枪的枪口，射程可达120米，最适于对付敌人的碉堡、鹿砦，远距离可平射，近距离可以高射，灵活多变，运用自如。既减少了我方的伤亡，又增加了对敌人的杀伤力。

山东纵队兵工一厂最大的成就，要数研制生产出自己的机枪。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一军来兵工一厂修理机枪。这件事，引起了兵工们的极大兴趣。于是就开始仿制。

没有材料，就扒敌人的钢轨；没有机械设备，便用手工操作。机枪上用的圆柱铁是兵工们用锤“墩”成的，枪筒子是兵工们攥着圆柱铁，垫在板凳上硬钻出来的；枪身使用的整块铁，是兵工们连凿带剜抠出来的。兵工们抗日救国的献身精神，娴熟的铁工技术，终于使理想变成了现实。

经过1个多月的拼搏，第一挺命名为“马克新”的机枪制造出来了。从兵工到抗日将士，无不欢欣鼓舞。山东纵队司令部为此还号召战士每人捐献5分钱，奖励兵工厂和制造机枪的兵工。兵工厂由沂水迁到蒙阴书堂子时，1个月能生产这种机枪2挺；1941年1、2月份，月产量已近3至4挺；到1942年，竞生产出了比日军“歪脖”机枪还好的鹅脖式机枪。

1942年8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山东纵队改称山东军区。以山东纵队司政机关的大部为主，组建鲁中军区，山东纵队兵工一厂遂改为鲁中军工局。

山纵兵工一厂伴诞生于抗日战争中，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山东人民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