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伪造40亿法币，国民党也不甘示弱，赶印日伪钞票1.5万箱

世人皆知抗日战争是一场血与火的较量，却鲜有人知在这场残酷战争的背后，还暗藏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纸币战争＂。1941年，一艘德军潜艇在太平洋上截获了一批美军军舰，舰内竟藏有价值10余亿元的中国法币半成品。这批货币的意外出现，让整个远东局势都为之一变。日寇如获至宝，立即从德军手中买下这批货币。他们究竟想用这些半成品做什么？而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何会在歌乐山秘密建造了一座特殊的印钞工厂？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叫周佛海的汪伪高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扮演着怎样神秘的角色？

一、法币之战的序幕

1931年的那个秋天，日寇的铁蹄踏破了东北的宁静。世人皆知日寇占领东三省是为了攫取资源，却不知他们还有一个更为阴险的计划：通过金融手段瓦解中国的经济命脉。

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日寇就在沈阳设立了第一家黄金收买店。店铺不大，却在显眼处挂着一块金光闪闪的牌匾：＂黄金高价收购＂。这家店铺的经理是一位名叫山田健一的日本人，此人擅长经济谋略，曾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过货币金融。

＂老板，这是祖传的金镯子，值多少钱？＂一位东北老太太将一只金镯子放在柜台上。山田健一眼睛一亮，立刻用高于市价的法币将金镯子收入囊中。就这样，一家接一家的黄金收买店在东北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沈阳到长春，从哈尔滨到延吉，短短三个月内就开设了二十余家分店。

1932年春天，日寇成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这家银行的行长是另一位日本金融专家本田靖一，此人曾在横滨正金银行任职多年。在他的主导下，伪满洲中央银行开始发行＂满洲国币＂，并强制要求民众用法币兑换。

＂这是什么钱？怎么跟以前的不一样了？＂当时的百姓们看着手中的新钞票议论纷纷。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满洲国币＂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阴谋。

日寇通过这些＂满洲国币＂，暗中操控着东北的经济命脉。商人们发现，用＂满洲国币＂购买物资时总是比法币便宜，这导致大量的法币被迫流向了黄金收买店。而收购来的黄金，则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为其军事扩张提供资金支持。

国民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危机。1935年11月4日，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桌上摆着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显示东北地区的金银储备在短短四年内流失了近六成。

＂必须立即进行币制改革！＂孔祥熙拍案而起。当天下午，他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由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统一发行新版法币。

新版法币的印制工作在上海秘密进行，由英国德纳罗印钞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每一张新版法币都采用了最先进的防伪技术，纸张更细腻，水印更精美，就连油墨都是特制的。

然而，日寇很快就找到了应对之策。1936年初，一位名叫山本宪藏的日本陆军大尉被派到上海，此人精通中文，还在美国学习过印刷技术。他的任务只有一个：研究如何破解新版法币的防伪技术。

二、意外之财的获得

1941年10月的一个深夜，太平洋海面上风平浪静。一艘编号为U-571的德国潜艇正在执行秘密巡航任务。潜艇艇长海因里希通过潜望镜发现了一支美国补给舰队。这支舰队由三艘货船组成，正在向西太平洋方向航行。

经过四个小时的跟踪，德军潜艇发起了突然袭击。三艘货船中有两艘被鱼雷击沉，另一艘被迫投降。当德军士兵登上这艘货船进行搜查时，在船舱深处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数十个木箱整齐地码放在船舱内，箱子上印有中国银行的标识。

打开箱子后，德军士兵们惊讶地发现里面装满了未完成的中国法币半成品，经过初步统计，总面值高达10余亿元。这批半成品钞票大多已经印制完成正面，只差背面和编号尚未印制。

这个意外发现很快通过德军情报系统传到了日本特务机关。当时负责中国经济情报工作的是一位名叫田中清的日本陆军中佐。田中清立即意识到这批半成品的重要价值，他立即向东京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

仅仅三天后，日本驻柏林武官就带着一份特殊的采购合同找到了德国海军部。通过一系列秘密谈判，日军以100万马克的价格从德军手中买下了这批法币半成品。

然而，这只是日军获得的第一批＂意外之财＂。同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在一次例行搜查中，士兵们在跑马地的一座废弃仓库里发现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秘密印钞厂。这座印钞厂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印刷厂，实际上是中央银行在香港的秘密印钞基地。

日军在印钞厂内不仅找到了大量已经印制完成的法币，更重要的是缴获了完整的印制设备和技术资料。其中包括特制的水印版、油墨配方，甚至连工人们的操作手册都一应俱全。

1942年初，战事进一步向南扩展。日军攻占缅甸仰光后，在一家名为＂永昌印务＂的印刷厂内又有重大发现。这家印刷厂竟然也是国民政府的秘密印钞点之一，专门负责印制小额法币。日军在这里找到了大量的法币编码本和暗记册，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法币的防伪特征和编码规律。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年4月，日军在新加坡发现了另一处秘密印钞基地。这里存放着价值20亿元的＂中国银行＂小额纸币半成品。这些半成品和此前在太平洋上缴获的那批货币正好互补，使日军掌握了从大额到小额各种面值法币的完整印制资料。

至此，日军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印制中国法币所需的全部技术和材料。在山本宪藏的主持下，日军开始在上海、天津等地秘密建立印制基地。这些印制基地采用与国民政府完全相同的设备和工艺，甚至连纸张和油墨都做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三、周佛海的双面角色

1943年春天，上海法租界里一座三层洋房内，周佛海正在召开一场秘密会议。作为汪伪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周佛海此时已经掌握了大量关于日军伪造法币的情报。

会议桌上摆着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记录了日军在上海、天津等地建立的十二个秘密印钞基地的具体位置和生产情况。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位于上海虹口区的一家名为＂东亚印刷株式会社＂的工厂，每月可以生产价值3亿元的伪造法币。

然而，在场的人并不知道，就在当天晚上，这份报告的复印件就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重庆。这并非偶然，因为周佛海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安插在汪伪政府内部的一名特殊情报员。

早在1941年底，周佛海就与戴笠建立了秘密联系。通过一个代号为＂春雨＂的联络员，周佛海定期向重庆传递日伪方面的重要情报。他的身份如此机密，以致连汪精卫本人都不知情。

1943年夏天，日军开始在华北地区大规模投放伪造的法币。周佛海利用自己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的身份，提出要对市面上流通的法币进行抽查。这个看似正常的银行业务实际上是为了掌握日军伪钞的发行规律。

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周佛海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所有的伪钞都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水印纸，这种纸张是由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专门生产的。通过追查订单记录，周佛海获知了日军计划在未来半年内投放40亿元伪造法币的情报。

为了向重庆传递这个重要情报，周佛海策划了一次银行年度例会。他邀请了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各地银行代表参加，而＂春雨＂就伪装成香港汇丰银行的代表混入会场。在一个短暂的茶歇时间里，情报就已经安全转交。

然而，周佛海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1944年初，日本宪兵队开始怀疑中央储备银行内部有人向重庆传递情报。为了转移注意力，周佛海主动向日军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南京设立一个专门的货币监测中心，表面上是为了打击伪钞，实际上是为了混淆视听。

这个建议得到了日军的认可。监测中心很快建立起来，每天都会发布各种货币流通数据和分析报告。日军对这些看似专业的工作非常满意，对周佛海的怀疑也逐渐消除。

与此同时，周佛海还在暗中帮助重庆政府采取反制措施。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日军印制伪钞的工艺细节，包括纸张配方、油墨成分，甚至连印刷机的型号都一一摸清。这些技术情报为后来国民政府在重庆建立新的印钞厂提供了重要参考。

到1944年底，随着战局的变化，日军伪造法币的行动开始面临困境。原材料短缺、运输受阻，再加上重庆方面的有效反制，使得这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逐渐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周佛海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四、重庆的秘密印钞厂

1944年3月的一个雨夜，重庆歌乐山下的一座隐蔽工厂内灯火通明。这座由岩洞改建而成的地下工厂就是中央银行新设立的秘密印钞基地，代号＂云台工厂＂。工厂的入口被茂密的树林遮掩，只有一条隐秘的山路通向工厂大门。

工厂的总工程师是一位名叫张惠民的印刷专家，此前曾在上海中央印制厂工作多年。接到重庆方面的紧急调令后，他带领一支精干的技术团队，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在歌乐山下建成了这座现代化的印钞工厂。

工厂内部分为五个独立的车间，分别负责纸张制造、油墨调配、印刷、裁切和检验工作。每个车间都采用了最先进的防伪技术，有些甚至超过了日军所掌握的水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从美国运来的特制印刷机，这种印刷机采用了独特的防伪油墨，能在纸币上形成肉眼难以分辨的细微暗记。

工厂的日常运转极其严格。所有工人都必须在工厂内部居住，不得随意外出。每个人的衣服口袋都必须缝死，进出工厂时要经过三道安检。即使是废纸也要严格统计销毁，一张纸都不允许带出工厂。

4月中旬，第一批由＂云台工厂＂生产的新版法币正式投入市场。这批法币采用了全新的防伪设计，在纸张、油墨、水印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改进。最关键的是，每张钞票都带有一个特殊的暗记，这个暗记只有在紫外线下才能显现。

为了确保新版法币的顺利发行，中央银行还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设立了多个鉴别中心。这些中心配备了专门的检验设备，可以快速识别真伪钞票。同时，银行还印制了一批《新版法币防伪特征手册》，分发给各地金融机构。

5月初，一个意外事件证实了新版法币的防伪效果。日军特务在重庆市区的一家钱庄企图使用伪造的新版法币，但很快就被钱庄职员识破。经过专业鉴定，这些伪钞虽然在外观上与真钞极为相似，但却无法通过紫外线检验。

到了6月，＂云台工厂＂的日产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每天可以生产价值5000万元的新版法币。工厂采用三班倒的方式，24小时不停运转。为了确保供电，工厂专门修建了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

随着新版法币的大量投放，日军的伪钞行动开始遭遇重创。他们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新的防伪技术，但始终无法破解紫外线暗记的奥秘。据统计，仅1944年下半年，日军就销毁了价值近10亿元的失效伪钞。

到了年底，＂云台工厂＂又开始着手研发更新的防伪技术。一种采用磁性油墨的新型钞票即将问世，这种钞票可以通过专门的磁性检测仪进行验证，防伪级别更高。与此同时，工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新建了两个车间，专门用于研发和试验新的印制工艺。

五、货币战争的终结

1945年初，日军在上海的最大印钞基地＂东亚印刷株式会社＂遭到了美军轰炸机的突袭。这次空袭摧毁了工厂的主要设备，包括四台德国进口的高精度印刷机和大量的原材料库存。工厂的损失如此严重，以至于在战后的调查报告中，日军称这次空袭＂彻底摧毁了伪钞生产能力＂。

2月，天津的秘密印钞基地也相继遭到破坏。一场意外的大火烧毁了储存防伪油墨的仓库，超过200吨专用油墨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更重要的是，存放技术资料的地下室也未能幸免，大量的印制工艺档案和防伪配方记录付之一炬。

3月中旬，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个印钞基地被迫停产。由于原材料供应中断，特别是来自德国的特制纸张无法及时运达，整个伪钞生产网络陷入瘫痪。据日军内部统计，到1945年3月底，所有的印钞基地实际上都已经停止了生产。

4月，重庆方面获得了一份来自上海的情报：日军开始系统地销毁与伪钞计划有关的证据。在上海虹口区的一处仓库里，日军连续三天焚烧文件，烟柱直冲云霄。当地居民报告说，燃烧的纸张碎片飘落在方圆数里之内。

5月初，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了。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通知各印钞基地，由于本土遭到轰炸，特制水印纸的生产线已经完全停止运转。没有这种特殊的纸张，即使印钞机器完好无损也无法继续生产。

与此同时，重庆的＂云台工厂＂却开足马力，加紧生产新版法币。工厂新增了两条生产线，日产量提高到了8000万元。新版法币采用了更先进的防伪技术，包括磁性油墨和荧光纤维，这些技术都远远超出了日军的仿制能力。

6月，重庆方面开始在收复区实施货币清查计划。每一张流通中的纸币都要经过严格检验，伪钞一经发现立即销毁。这项工作持续到8月中旬，共查获伪钞价值达50多亿元。

7月底，日军开始着手处理剩余的伪钞库存。在天津，大批未及投放的伪钞被送进焚化炉。在上海，几个秘密仓库里的伪钞则被倒入黄浦江。据目击者描述，纸币漂浮在江面上，形成了一条绵延数百米的＂钞票河＂。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随后的几天里，日军匆忙销毁了最后的印制设备。在北平，一座地下印钞工厂的入口被炸药封堵；在上海，数台精密仪器被推入江中；在天津，最后一批技术图纸在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院子里付之一炬。

战后的调查发现，日军在整个战争期间共计投放伪造法币约400亿元。这些伪钞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最终未能达到摧毁中国金融体系的目的。在重庆中央银行的有效应对下，这场特殊的货币战争最终以日军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