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聊聊古代那些当官的，他们怎么榨取百姓，还有百姓们的苦衷。这话题听着可能不太愉快，但历史嘛，总有些让人皱眉的角落。

古代当官的，方法多得很，能把百姓榨得一滴油都不剩，而且这些方法全藏在那些地方志里。地方志啊，咱们的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宝贝，里面啥都有，简直就是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跟那些大人物比起来，小官在史书里可能连个名字都没有，但在地方志里，他们可是主角。你能看到他们怎么影响地方上几十万人，还有那些农民的生活。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些当官的敲诈百姓，居然都那么明目张胆。

比如说四川眉山吧，光绪年间，每次收税征粮，那秤砣上都得多加一个铜块，美其名曰“灯头”。就是说，你得先多交一份粮食，把秤平了，然后才开始算你要交的。这多出来的粮食，就成了官吏们的私囊，上下串通一气，二十年了都没变过。这多交的粮食，换算到现在，得有一百块左右。

这还不算，征税的时候，那些官吏威风凛凛，还要收什么房费、火号、票钱、升为之类的，稍有不满意，就一顿呵斥。零头还得反向抹零，比如你本该交十块零一毛，他直接给你凑个整，收你二十。这些数字看起来不大，但你想想，人口那么多，时间一长，那可不是小数目。

眉山县是四川盆地，天府之国，一个县就有五万户左右。这么收上几十年，那就是大几千万的银子啊！按理说，这些人靠收粮中饱私囊，应该对收粮很积极吧？那你可就想错了。

四川荣县那边，收粮的时候，库房书吏总是晚来早走，里面悠哉游哉，外面人山人海。很多人等得不耐烦，只好出钱找后门，找揽户代交。这场景，就跟现在有些部门门口那些代理公司一样。你不这样，十天半个月都交不上粮，家里的农活也耽误了。

这种情况太普遍了，上面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在县衙门口立了块石碑，规定收粮的人下午三点以后才能停收。这规定一出，众怒难平，还画了幅画，三点之前不许下班。你想想，这些衙役之前得多早走啊！

面对这些不合理，当地百姓有没有反应呢？当然有，但难度巨大。从汉朝开始，朝廷就规定，百姓不能随便离开所在地，得申请许可证。到了明朝，这许可证叫路引，清朝沿用。就跟早年的介绍信一样，没介绍信到处乱窜的，就叫盲流子，抓到就遣送回去。

在清朝，识字率不足百分之十，普通人要离开所在县去告状，基本不可能，只有少数读书人有这能力。眉山县就有个读书人，他看不惯县衙乱收费，就为民请命，走了五千里到省里去反映问题。结果呢？省里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把他定性为出头鸟，判了十二年，还革了他的秀才身份。

要知道，秀才身份含金量高得很，有六大特权，免除徭役、赋税，见县令不用跪拜，不能被随意用刑。儒林外史里都提到过，买一个秀才名头要花一千两银子，作弊也要五百两，换算到现在，大概三十万。

还有，一个叫刘春堂的读书人，也是秀才，他和同县的戴龙恩被县衙搜刮勒索后，一起到省里告状。刘春堂也被拘了，只剩下戴龙恩不屈不挠，上京城告御状。从四川到北京，可不是现在买张票一天就到的事，那得花数月时间，上百两盘缠，还得克服崇山峻岭、土匪强盗，艰难险阻不是现代人能想象的。

还真算他运气好，顺利进京，户部也受理了此案，并发回四川重审。最终四川按查使司出台了规定，对收粮做了行为规范。但这些规定有没有落实呢？我想是没有的，因为地方限制。同样的条款每隔几年就会被重新发布一次，如果有用，何必反复下发呢？

真实的情况是，事情闹大了，上面发个文表示一下，下面开始收敛一些避避风头，等到风头一过，又开始肆无忌惮。然后又有人把事情闹大，于是新的文又下来了，如此循环往复。

既然欺压百姓的是县级官员，为什么向省级反映后依然无法解决，反而解决的是反映问题的人呢？答案很明显，因为二者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省级大员出巡时，每到一站都有应得的礼物，平时在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争先调补的时候，还有私下馈赠。以上这些钱无不取之于各州各县，而各州县又无不取之于民。

这些省级领导究竟有多富呢？乾隆时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因谎报灾情被查办。甘肃土地贫瘠，人口也少，按理说民间可搜刮的油水也少，可调查结果让所有人包括乾隆都大吃一惊。整个甘肃省除了王亶望这个布政使外，上至总督勒尔谨，下到各县知县和县城，全部都和这些案件有巨大牵连，涉案总金额更是超过一千万两白银，粗略换算一下，就是十亿以上的美金，五十亿以上的人民币。光王亶望家中就查出白银三百多万两、九万两黄金，还有古董、字画等珍贵物品。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去找总督、巡抚、布政使告状，谁会理你？连问都不问。出现一个像戴龙恩这样付出巨大时间和经济成本进京告状的，北京方面也只不过会把案件发回重审，象征性地重视一下，比如发个文，让下面稍微消停消停，如此开启新一轮的循环。

往后各州县的官吏也明白了百姓那点伎俩不过如此，百姓也明白了向上告状必定不能解决问题。在封建王朝，二者的关系就像狼和羊一样，是定局。

州县的老爷们为什么敢如此不计后果、大摇大摆地敛财呢？其根本原因是人治。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管理机构是县衙，县衙的最高管理者是知县，也就是县太爷。在一个县里，县太爷掌控一切，兵马钱粮、词讼、文教科举，可以说全部由知县一个人说了算。

这很可怕，因为人不是冰冷的机器人，一定会犯错，一定有私心，一定会短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客观规律。所以一定要有东西对人进行监督和惩罚，这个东西就叫做法律。

官吏如此搜刮民众，搞得怨声载道，这肯定是错误的，但他们依然选择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只因他们个人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获得好处。所以说，人治永远只有一小部分人受益，而大部分人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么如何避免人治，实行法治呢？肯定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最关键的是落实平衡机制，避免出现县衙这种吃喝拉撒一把抓的超级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