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 之 憙/文
1919年至1920年之间，我先是在西北边防司令部筹备处充任秘书，随后，西北筹边使公署成立，我改任公署总务厅机要司理，对于外蒙撤治一事，约略知道一些。然而历史陈迹，遗忘不少，罣误之处，尚希知者补正。
一、应运而生的筹边使
我到西北边防司令部筹备处是1919年5月，徐树铮担任的是筹备处处长，然上下人等统称之为“司令”。当时徐正丁母丧，5月21日假江西会馆开吊，吊者如云，排场极大。月底，徐氏扶柩返江苏萧县原籍，料理完丧事，6月间回京视事。6月13日,北京政府特任他为西北筹边使, 24日正式任命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时人云：徐氏“筹边”乃是应运而生的事情，其中有两方面的背景：
一是欧战结束后，我国内的南北双方在上海 召开和平会议。北方以朱启钤为代表，离方以唐绍仪为代表，会议上所争执的主要问题，就是段祺瑞训练的“参战军”的问题。南方代表认为欧战已告结束，参战之目的随之消失，应当废止军事协定，取消参战军，停止参战借款。而段祺瑞就在和平会议之前夕，延长了军事协定的有效期限。和议无结果，参战军继续维持，但“参战”的名义究竟不妥，于是就采取成立“西北边防筹备处”的方式，以“边防”的名义代替“参战”，以便保存段祺瑞所训练的这支武备力量。以徐树铮与段祺瑞的关系，统串边防军自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是在辛亥年(1911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外蒙古独立，哲布尊丹巴在库伦(今乌兰巴托)登基，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俄国是其后台。民国2年(1913年)的“中俄声明文件”第二条中，中国承认了外蒙自治，第三条并应允“不将兵队派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之举”。后又经中俄蒙三方共同签订“恰克图协定”，重申外蒙自治的条.款。可是时至民国6年(1917年)俄国革命，无暇顾及蒙事，便引起了日本的垂涎，以驻库伦日本武官松井中佐为首，积极插手“大蒙古国”的政务。许多蒙古王公深深惧怕日本，因而又想重新依靠中国，以抵抗日本。这时，徐树铮正担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当然注视到外蒙情势的发展，他的“西北筹边计划”就应运而生了。
1917年4月中旬，徐树铮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6月10日，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办。徐树铮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直辖4个混成旅，以褚其祥(瑞符)、宋邦翰(一勤)、宋子扬(任东)、张鼎勋(亚威)分任旅长，四个混成旅分驻宣化、洛阳，廊坊等地。1920年，又有以李如璋为旅长再组成1个混成旅之议，但未付诸实现。公署在北京西城锦什坊街旧顺承王府办公，主要机构与人员是；
参议室：参议有王荫泰(孟群)、曾宗鉴(镕甫)、郑大为(立廷，郑汝成之子)、祁彦儒(公模)、赵崇恺(乐亭)、翁之麟(振伯)、吴保城(仲珹)等。
参谋处：参谋有李如璋(惜珍)、杨志澄(穆生)、李鼐(支嵩)、冷秉炎(聘渔)、段志超(景班)、王聿兹(卓忱)、尹凤岐(晓冈)、郑璘(树坚)等。
参事处：有张藻宸、何家驹(千里)、李增尧(笠岑)。
军需处：军需官为李春膏(露生)。
军医处：医官由首善医院院长方擎(石珊)兼任，尚有医生王懋义(仁甫)、余树菜、郭昌锦。
秘书处：谢桓武(靖远)为秘书长，谢病死后，由王式通(书衡，王荫泰之父)继任，上秘书有张谦让(千子)，秘书周培艺(素园)、左念恒(南生)、朱是(去非)、胡朝梁(诗庐)、孙宣(公达)、吴瑞(砚山)和翁之斑，文书有王孟戍、光震、姚伯纲和周叔良。
电务处：电监桂森(茂林)、电务员赵多仁。
司令部还在上海设通讯处，主其事者马芹甫。
此外，为适应工作需要，还为军政人员开办了语文班、德文班(教习王若僖)、蒙文班(教习吴恩和、汪国钧)、俄文班(教习韩永镇)、英文班(教习翁之惑)。除此之外，还开设了经义课，由徐树铮自行讲授。(何以要开经义课呢?徐还自有见解，写在他的著作《建国诠真》里，说：“不以教养救中国则已，欲以教养挽救中国，舍尊经外，别无他术。”)
徐氏还责成王荫泰拟定“西北筹边使官制”，送呈总统审议，其内容不复记忆，只有那些官衔当日就觉得有点稀奇古怪，一直未忘记。如厅长称“监理”，科长称“司理”，书记称“书”，文书称“书承”，参谋处称“兵卫厅”，军需处称“财计厅”等等。这个官制又叫做“朔方镇暂行制”。在审议时有异议，徐氏大怒，后来还是通过了。
二、筹边使三入外蒙
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后，前往库伦凡3次；第一次是1919年10月24日由北京出发，11月24日返京，在库伦勾留一个月；第二次是同年12月22日由北京出发，于1920年1月底返京；第三次是1920年5月10日离京，6月15日动身返京。
入蒙之前，徐氏召集了各级军官、参议等开会，从军事上、政治上都做了审慎的、细致的准备，派褚其祥、李如璋率部前往库伦，一方面作入蒙的布置，一方面了解情况。出发前，亲往宣化府、洛阳、廊坊检阅军队, 查看军械库,并往奉天与张作霖会晤，商治西北筹边及入蒙的有关问题，随行的有王荫泰、祁彦儒、尹凤岐、何家驹、赵多仁。褚其祥、李如璋部驻扎在库伦的有骑兵和步兵，为数不过数千人。因为尚留一部分在宣化，从张家口到库伦沿途的重镇也派有一部分军队驻防，所以号称万人的混成旅，实际入蒙者不足万人。当时报章及社会上都有传言说徐树铮拟将西北边防军全部开入蒙境，实属揣测之词。宋邦翰旅也并没有驻过唐、乌、科等地，而是一直驻守洛阳，宋本人到过库伦，也曾从洛阳向徐报告军队情况，而徐总是嘱其“勿妄动”。这或许可佐证徐之入蒙，不是想用武力促成撤销自治，另外，也或可表明徐树铮虽身为西北边防总司令，建节出关，但终不肯将原驻中原之地让出，惟恐削弱他的实力地位。
徐树铮三次入蒙，都是从北京乘火车赴张家口，而后乘汽车到达库伦。第一次由北京出发，曾先往廊坊校阅，召集全体入荣部属作了一次“精神训话”，大意是要求大家“处事以静，处己以诚”，还有“克已求学，勿多生事”之类的话。在火车上，徐跟我谈到都护使陈毅，他对于这位驻库伦和蒙古王公交沙撤治问题，久拖不决，弄得不上不下，十分狼狈，意甚鄙薄，尤其反对陈毅提出的“外蒙善后条例”的六十三条，徐认为此六十三条完全要不得。
抵张家口后，徐氏及随员、文职人员分乘15辆汽车开赴库伦，所部武装部众则分乘驼马陆续北开。汽车是7月间向美商美丰洋行订购的，共50辆，首次启用15辆，虽然都是新车，质量好坏不一，加之人员行车超载，徐氏又携带大批贵重礼品、洋货准备馈赠蒙古王公活佛，所以车行甚慢。沙漠中行车，经常陷入沙窝，不时抛锚，行5日始抵库伦。蒙方为徐氏安排下榻的钦差馆在库伦东部的图拉河畔，颇有气派。先期到达的褚其祥旅高级军官及中国银行行长陆梦芗、都护副使李垣等来拜，徐氏一一接见，而后拜晤了东西库伦两商会的会长。11月1日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的生日，徐氏拟往误祝，而活佛以女佛病谢却，但把他生日供佛的糖食果品馈贈徐氏，表示诚敬之意。翌日，蒙方外交部派来向导官，身着紫袍，红顶花翎，腰间佩件瑯珰，有刀箸、火石、旱烟袋、锦绣烟荷包等等，司接待者彬彬有礼。
徐氏带随员杨志澄、朱是和笔者访都护使陈毅。陈毅字士可，湖北人，是前清中兴名将陈湜之孙，复辟期间曾被任“邮传部侍郎”，还真到部视事，复辟失败，逃离北京，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去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而后放走。他于民国4年(1915年)以都护副使名义到蒙古，两年后作了都护使。徐、陈做了长谈。陈毅给我的印象是个老官僚，还有点书呆子气，发长于颈，齿突出唇外，身着大皮袍，还带两个套袖，据说他研究元史，对蒙古事甚熟悉，到过外蒙的许多地方。陈毅与徐树铮在撤治问题上分歧的焦点是陈致力于王公方面的工作，徐则认为王公发动的撤销自治，目的不是归附中央，而是恢复前清旧制，改变自治以来举活佛为首领的现行政权，以王公管政治以代替活佛，而外蒙大众都迷信活佛，官府重权掌握喇嘛之手。陈毅交沙的对象是想排斥喇嘛势力的王公，这样就只能使双方矛盾加深。民国8年(1919年)8月，陈毅等炮制的“库伦大会”开会，王公喇嘛之争更趋表面化。陈毅作了一系列的错误判断，电告北京外交部称；“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徐氏认为这都是无根据的假设，必然导致交涉失败。也就是在陈毅电报发出的时候，活佛写信致大总统徐世昌，派墨尔根堪布等五个有地位的喇嘛送往北京。信里说：“今突由驻库中国办事大员陈毅，提出取消自治，并提出所拟六十余条前来……於是本外蒙大众，咸以单独破坏协议，……徘徊犹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亦多优虑，实深不安。”字里行间，几乎否认了取消自治、归复版图的本意。徐氏决心改变陈毅交涉失败的局面。
◇ 图为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签订现场
又过了一天，外蒙王公喇嘛陆续拜晤徐树铮，徐氏一一接见，礼待甚丰，彼此呈献哈达，表示相见以诚。谒见活佛的日期，终于洽商妥贴。11月8日，徐树铮率混成旅旅长褚其祥及参议、参谋人等前往河套参见活佛。活佛的斋宫依山面水, 景色极为秀丽幽静。参见时，徐氏仅带了褚其祥和笔者等三四随员。宾主互献哈达，仪礼简短、严肃。当天下午，徐氏邀请喇嘛、王公到东营盘观操，晚间在都护使署中请王公人等夜宴。徐氏举止间，力图树立对王公、喇嘛不偏不倚的形象。翌日，王公们为东道主，在西库伦华茂楼设宴招待徐氏及全体随员，觥筹交错，酬酢甚欢。又一日，徐氏在北园宴请王公和他们的福晋。一连多日，白天应酬各方人士，夜晚召开会议，商谈撤治问题。徐树铮与陈毅的分歧，经多次商谈，始终未取得一致观点，但也未破裂。
11月14日晚间，褚其祥、何家驹和我陪同徐氏，带了一名蒙文翻译和几名警卫，前往蒙方国务总理巴特玛多尔济住宅讨论撤治具体问题，巴特玛多尔济将我们延入蒙古包内，大家团团围坐在很厚的毡子上。巴特玛多尔济是一位有地位的喇嘛，时年73岁，须白头秃，目光炯炯，看上去是个极精明的人。会谈并不太顺利，许多问题，磋商至再，毫无头绪，不得不延期再谈。我们走出毡包，已是深夜3点多钟，高原寒气，花人肌骨，深蓝色的高空，闪烁着颗颗星斗，远远传来犬吠声和球棘落落的鼓声，塞外高原的寒夜，在我心目中留下了历历难忘的印象。几经磋商，几经反复，甚至在照会仪式的问题上，对方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撤销自治的照会，有损体面，又成敏肘。直到18日午前，蒙方才送来蒙古政府取消自治的正式呈文。这个文件长约1尺，宽可5寸，行文甚长，封面上盖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大印。我方的照会、条例等文件也备齐，都附有蒙文本。活佛表示无条件撤销自治，双方意见取得一致。当天下午，徐树铮率全体随员迁入旧车王府，宣告西北筹边使公署正式成立。旧车王府的房屋极宽敞，有五、六进深，徐氏住最后一进，我们分住第二进，房舍宽广有余。当晚，徐氏发寄呈文向大总统报告撤治情况及筹边使公署设立等情。20日，在南园演戏招待王公喇嘛及商会等上层人物，济济一堂，楼上楼下都坐满了蒙汉官员。徐氏登台演说，宣布外蒙撤治归附版图，戏一直演到午夜才散，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也来致贺。21日，徐氏偕随员李垣、恩泳春、何家驹和笔者以及汽车转运局的卢意诚，离库伦返京复命。此行22天，可以说是未：费一兵一矢，外蒙复归。
徐氏一行于11月24日，向政府报告此行经过及结果。11月30日阁议裁撤库伦都护使署，调陈毅离蒙，加之预威将军，明令外蒙问题由筹边使全权办理，派徐氏督办外蒙事宜。
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根（1869年—1924年），又称博克达汗
12月2日，政府特任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徐氏准备二次入蒙。15日，段祺瑞亲率军政官员百余人，在故宫保和殿举行欢送大会。翌日，徐世昌在怀仁堂召见，命徐携带七狮金印转授活佛，册封文曰：“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殊：堪嘉尚，著加封为外蒙古翊普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徐氏于12月22日由北京出发赴张家口，从张家口换汽车，由于有了第一次行车的经验，行程缩短，加之汽车多为道济牌新车，行3日即抵库伦。此行除主持册封等有关撒治善后事宜外，就是按徐氏拟制的“西北筹边办法大纲”，实施安边与边疆建设。此次赴蒙我未随行。
1920年5月10日徐树铮第三次赴蒙，我随行同往。徐到库伦后，女佛遣人来问何日可领印信，并要求除银印之外再颁发嘉禾章，徐氏直言不讳声称：“颁章不及妇人”，拒之。随之对方便提出女佛病喘，徐即答以仪式可在女佛康复后举行。5月下旬，女佛病愈，授印仪式定于6月1日举行。5月3 1日上午9时，徐氏派李垣副使、何家驹詹事、吴荫午参谋及秘书徐禄远、吴瑜等责送印信文书及昭敏净觉额尔德尼车臣之女佛银印前往活佛离宫。印信放置在黄亭之中，旗锣开道，鼓乐相随，吹吹打打，一直送到活佛离官的金殿。为庆大典，僧俗1官员人等都放假一日。6月1日，徐树铮率李垣、何家驹、王懋义和笔者及一翻译，分着戎装或礼服，前往离宫，给佛汗、女佛行贺礼。时大雨如注，道路泥泞，汽车屡陷泥淖中，徒步良久，才抵离宫。宫宇轩昂，宫门前立石碑，刻载此宫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我们正看碑文时，喇嘛多人出迎，导入佛汗、女佛起居室。室殊小，佛汗与女佛并坐铜床上，佛汗衣杏黄袍，御金边小帽，因双目已宫，戴茶黑墨镜；女佛也着杏黄袍，戴蒙古式女帽，梳一条松松的辫子。室内陈设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木柜，还有4张华贵的洋式绒椅。徐氏及我等随员依次呈递哈达如仪，徐氏致贺词毕，说道：“此次来库，专为商议撤治后的善后工作，盼佛汗、女佛随时见教”云云。佛汗连声说了几个“碴”、“喳”，徐又转向女佛问安，女佛回答“已见安好”。随即有喇嘛端出奶茶、奶糖饼，茶毕辞出，谒贺礼就完成了。徐氏入蒙前，曾购买了许多黄金首饰珠宝，馈赠女佛，由军需处长李春膏经手，曾就隽曾过目估价，值银多少，已不复记忆了。
6月6日徐在库伦， 召开全蒙大会, 会前派上参谋王聿兹赴车臣汉盟等地宣慰。参加大会的王公约三、四十人，衣冠剑佩，五色缤纷。在会上发言最多的是杜尔博特（杜尔伯特）盟长桑宝，据说他是最倾向北京而反对独立自治的。桑宝盟长讲话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该盟地方小，耕地少，人口不繁，希望得到改良。别的王公说了些什么，不复记忆。此后，又召开两次会议。徐氏提出一些施政方案，似乎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在6月某日的一次会上, 有人提出前都护使陈毅的优待条件六十三条， 徐氏佛然，厉声说：“今后谁再提此，我就办谁!”在会议期间，招待活动中安排了阅操一项，虽武装有限，但无可讳言的是有炫耀武力之意。
徐氏第三次赴蒙期间，因国内政局不稳，形势不断恶化，直皖大战迫在眉睫，徐不得不于1920年6月17日返京①。另外7月1日保定发布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 (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声称“此次直军撤防, 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②，同气友军，毫无恶感及敌对行为……”。这就无异于是对徐树铮及皖系的一份“哀的美敦书”，徐在外蒙自然呆不住了。
图为徐树铮代表中央册封哲布尊丹巴典礼
三、昙花一现的“治蒙”
徐树铮从1919年至1920年，三入外蒙，促成了外蒙撤治，但所谓“治蒙”，其全过程为时不过一年，实乃“昙花一现”。
当1920年，徐树铮奔驰京库道上，密锣紧鼓为京中册封外蒙活佛等事而表现得踌躇满志的时候，皖系在内政、外交，乃至在战略地位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皖系依赖的日本被西方国家缚住了手脚，不能助以一臂之力，洛阳西北边防军处于郑州直军与潼关奉军之间，信阳吴光新部，也处在河南、湖北两省直军挟持下；奉军的一部分，从独流经天津开入廊坊，廊坊西北边防军第二旅，也就处在了奉军监视之下。5月间，吴佩孚正式从衡阳发出通电，反对上海和平会议，呼吁召开国民会议解决一切问题，这实际上就是向皖系宜战前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促徐归的电报雪片一般地不绝于途，徐也几乎没有一天不和北京电讯往来，直到最后匆匆而归。 7月 1日直军发布了告西北边防军将士书之后，大总统徐世昌于4日下了三道通令：第一，特任徐树铮为威远将军；第二，徐树守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护理；第三，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办理，给予了徐树铮“体面”的下台，目的还是敷衍段祺瑞。至于徐树铮的“雄心壮志”则付之东流了!
对于徐树铮这个人，早有评说，毁誉不一。在他以边防军司令、筹边使节入蒙的时候，那种恃才傲物的气势，可称得上是直干云霄了。1919年10月赴库伦，道经兴和的时候，他在驿站旅邸写了一首题蜚诗，诗云：
冲寒才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是月是霜惟马啸，疑风疑雨听鸡鸣。
中原鼎沸谁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
好佛毡车趁遥曙，沉沉阁阁渐清明。
这首诗写出了他自负为当代唯一能够“澄清宇内”的人，侍才傲物，自命不凡。当然，在他终军请缨，建节出关的时候，也确乎想有一番作为，想为当地理生计，兴地利, 设银行, 办学校，以及兴建铁路等。徐氏为了帮助外蒙开发地下资源，礼聘了德籍巴尔台博士(Dr.Konrad Bartelt)和梅约翰(JohannesMuller)随同入蒙。巴尔台是一位化学教授，对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植物、矿物都有研究，到库伦后，他去汗山采集标本，而后又被派遣到乌里雅苏台、塞尔乌苏等地考察，作了很多调查，也曾提出过开发方案。梅约翰作为政法顾问，就法治等问题，作过一些建议。交通方面，当时除张家口与库伦之间、库伦与恰克图之间有张库、张恰的公路交通外, 其他地区全靠骆驼队和架杆车运输，极为不便。徐氏再三呈报北京，商之王公，拟修铁路，并且搜集了国内外参考资料，由我译成中文，作修路之准备。库伦城内，没有马路，街道完全是土道，雨雪之时，泥泞不堪。徐氏向美商美丰洋行购得道济牌压路车，进行过修路工作。至于电报，徐氏入蒙前，外蒙已有帝俄时代的俄国人在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等处经营电讯。我到库伦电报局拍报，还用旧式的发报机，电讯常因大风雪截断，一连多日不能通报的情况极为平常。徐氏拟开辟无线电通讯，从北京交通部电政司请去无线电工程师杨友古(剑声)，还有一位英国技师道克雷(Maior S·T·Dockery)，在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梁海等地进行了勘测，拟在库伦东营子地方首先施工，徐树铮言必倡教化，也确乎重视文化工作。西北筹边使公署成立后，即指派专人在署中筹办《朔方日报》，而且是用蒙文编印，徐氏亲为审稿。创刊号于1920年6月1日出版，我记得头版头条刊登了册封女佛的消息以及徐氏在大典上的贺辞。在我的印象中，库伦首创的第一家医院也是徐氏所办，由边防军军医处医官王懋义主事，还请了一位朝鲜籍的医生名叫李大岩的任主治医师。开办银行，发行钞票，是徐氏拟定的筹款办法之一。1920年4月, 张家口边业银行开幕, 库伦的边业银行于同年的6月6日开幕，由曲荔斋任行长。开幕之日，嘉宾满座，贺客盈门，嘉汗增活佛等也亲往祝贺。银行开业后，钞票流通情况尚好，后来又有厘定外蒙币制，开办铜元局之议。闻湘省有铸铜元机器，拟购入，由外蒙地方政府自办。凡此种种，似可看出徐之于蒙事，还不是徒托空言而已。不过，他的治蒙构想与行动，只能是昙花一现。
北京政府成立边防军，任命西北筹边使，是不是表明它有决心去经略西北蒙疆呢?肯定不是。首先，从政治上说，当时正是各系枭雄逐鹿中原、军阀混战争夺地盘的时候，从大总统徐世昌、内阁总理段祺瑞乃至“东北王”张作霖来说，注意力都集中在争权夺利上, 无暇外顾边事。其次是经费短缺，已达到罗掘俱穷的困难境地。早在西北边防司令部筹备处建立之初，就开始对属员欠薪。我与徐树铮首次见面，他就告诉我说：“经费不足，同仁不免清苦。”就是军队也普遍欠饷,哗变闹事是屡见不鲜的。经费支绌，原来带到库伦的什么调查委员、顾问多人，不久都予裁遣。在这种情况下，何来资金修筑铁路、公路，办工厂、文教、医疗诸多的事业呢?为兴建张恰铁路，徐氏在蒙王公会议上提出“请各王公稍认股以为之倡”，而响应者寥寥。笼不到巨款，修铁路又谈何容易?
徐树铮既得不到北京的有力支援，而外蒙撤治以后的许许多多的矛盾，都摆在徐树铮面前。首先是经济上常使他一筹莫展，徐氏的财计厅成了众矢之的，大招怨尤，日失民心。在蒙统治阶级上层， 徐树铮虽然在活佛喇嘛与王公之间力图不偏不倚，抓住了在蒙古僧俗中享有至高威信的活佛，但是王公中的“反对派”仍为隐患。王公中的某些人与白俄勾结，骚乱时有发生。
◇ 徐树铮
蒙事固不堪经营，而更使徐树铮不安的是北京瞬息多变的局势。徐在蒙几乎没有一天不和北京电讯联系，而北京也几乎没有间断地向徐通报消息，双方电讯来往，大都是由交通总长曾貌势传递。北京的大事，徐树铮几乎无不过问，无不关心。时局的变化，对皖段来说，大有急转直下之势，给徐的电报有时一日数通，而且不止北京，洛阳宋邦翰、武昌尹同愈都有电报告急，王揖唐也从上海电徐，速返京“维持政局”。在雪片一般的电报软促下，徐树铮于6月15日离库返京。
我记得徐氏是1920年6月17日到达北京的。7月2日，徐树铮见大总统徐世昌。这时保定的“哀的美敦书”已发, 小徐向大徐提出自请免职。徐出总统府即赴团河见段祺瑞, 直皖两方, 备战甚急，大有一触迎发之势。徐树铮仍在锦什坊旧顺承王府办公，并就筹边使、边防军总司令部两职均勉语同人：“军人服从，固属应当，然免职令既无副署，又不经国务会议，我实可以不认。”从外表看，倒也镇定自如。我因家务羁缠，请求离职返津，徐毫不迟疑，便同意了，并且说：可即去，有事打电报来。我回到了天津，但对京师和库伦情况都有所耳闻。
7月5日，段祺瑞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9日，段祺瑞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魏宗愉为第三路司令。直皖两军在琉璃河、高碑店、廊坊、杨村一带形成对峙并有小的接触。7月12日，曹锟、张作霖、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联名发出通电，直指段、徐说：“自安福部结党营私，把持政柄，挟其国会多数之势力，左右政局，而阴谋作用，辄与民意相反，实为国祸之媒，寝成舆论之敌。其尤影响国事者，政争所及，牵涉阁潮，以致中枢更迭不定，庶政未由进行。甚至党派之后武力为援。政治中心，益形杌陧。欲察其行动之机，则发纵而指挥者，多系徐树铮等主持，态睢专横，事实昭然。”最后还提出：“惟有秣马厉兵，共伸义馈，”“扫彼妖氛，以靖国难。”
7月14日，段祺瑞的定国军以陆军第十五师为先锋，向直军第三师进攻，直军退出了高碑店。徐树铮指挥东西两路，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的直军进攻。16日，天津日军护路从强迫直军退出铁路线二英里，徐树铮乘虚而入，直军放弃杨村，退守北仓。确实是三天打了两仗，都是直军败北。但是，到了17日，西战场的形式突变，吴佩孚退出高碑店，率一部直军，绕道向松林店皖军前敌总司令部突袭，曲同丰和他的司令部的高级将领全部被俘。同日，张作霖通电与直军“共举义旗，讨伐诸奸”，东路也就无法继续单独作战。段祺瑞虽迭令夹攻，而吴佩孚一举占领固始，直趋京郊。是役五天结束。据说，段祺瑞愤极，徐树铮倒无一言诿过他人。战争结束后，直军提出了一张祸首名单，但始终没有公开出来。段祺瑞通电下野，直到7月29日，徐世昌才发了通缉“祸首”的命令。
我在天津听说皖系失利， 2 7日报载徐树铮乘飞机逃往张家口被捕，旋知其为谣言。8月2日，周培艺来津访我，据他说：7月15日奉军同时抄查了旧顺承王府的徐署和安福俱乐部，徐的秘书长王式通一度被捕，旋即释放。直到10月13日。才听说徐树铮和丁士源避难日本兵营的消息。10月29日，有人告诉我说：宋子扬来天津，住在一个叫小野寺的日本人家里，行动诡秘，与外人没有接触。11月17日报载；徐树铮在北京由日本兵营逸出, 不知去向。我把宋子扬到天津住日本人小野寺家这一草蛇灰线联系起来，我想徐可能逃逸天津了。后来才知道果然是小野帮徐离日本兵营，先到天津，而后去了上海。
关于蒙事，旧同人自库伦来津，我也听说一二。徐树铮被撤一切职务以后，北京政府于八月间命令陈毅暂署西北筹边使，陈毅再次入蒙。11月听王鲁生说，白俄一度围攻库伦，高圃斋团长率四五百众对千余白俄，情况很不妙。1921年2月间，朱是来津看我，说“库伦已陷，军民死伤万人，情况混乱已极。”2月9日，外蒙古再度独立。(写于1965年)内容来源巜天津文史资料40》
注：
①关于徐树铮第二次出使外蒙及第三次往返的时间, 此文所记与徐道邻编《徐树神先生文集年谱合刊》不一致。何者准确，有待研究。
②抬段祺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