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开始对各苏区进行“围剿”。在激烈而残酷的反“围剿”斗争中，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红军在作战中能否做到秘密且神速，成为制胜的关键。党中央和红军始终站在保生存保胜利的高度，把保密工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反“围剿”斗争中每一个精彩故事的背后，都离不开卓有成效的军事保密工作。
红军创建初期，由于作战环境艰苦，各级指挥机关并不十分健全。1928年11月，红四军建立了井冈山前敌委员会，设立了秘书处保管机密文件。
贺子珍回忆，当时，红四军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有两只铁皮箱子放在茅坪八角楼里，存放着前委和特委全部机密材料。首长们开会讨论工作或研究作战，都在八角楼内进行，机要秘书充当记录员兼做提供材料的工作。
随着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各主力红军在指挥机关中均相继编配了秘书机构和工作人员。如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不仅在总前敌委员会设立了秘书长一职，而且在总政治部下面设立了秘书处；在师以上单位也大多设立秘书处，少数称办公处或办公厅、总务处。
在团以下机关、部队也编配秘书、技术书记、文书等，负责管理文件。在红军总部机关和各部队指挥机关中，秘书处（科）或秘书的主要职责，除负责机密文件的处理、保管外，还负责部队的实力统计、编制表的设计、人员名册及履历表的管理等。
在建立各级保密工作机构的同时，红军也制定了较为严格的保密规章制度，包括司令部工作制度、文电批签制度等，堵塞一切可能发生的泄密漏洞。红军保密工作的逐步建立和展开，不仅使各级指战员树立起强烈的保密意识，也教育和影响了苏区的广大群众，使他们自觉帮助红军保守秘密，开展保密领域的“人民战争”。
1930年10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后退到根据地中心地区待机破敌。广大苏区群众则坚壁清野，严密封锁消息，使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耳目闭塞，苦不堪言。他们在战报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到赤区作战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
12月30日，国民党“围剿”军的主力——第18师张辉瓒师部及两个旅从东固出发，扑向龙冈。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且神速，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敌人进入龙冈后，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已在四周隐蔽集结。第二天，当敌人继续东进时，陷入红军重围，一天之内全军覆灭，张辉瓒本人也当了俘虏。
此战的胜利，是苏区广大军民齐心协力的结果，特别是对红军行动实现了严格的保密。
1931年春，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敌军西起赣江，东至闽赣边境武夷山下的建宁，构成长达700里的弧形战线。
敌人大兵压境，红一方面军主力仅有3万余人，如何破敌？毛泽东、朱德决定将红军主力隐蔽集结在靠近敌人的东固地区，以便寻找战机。然而，数万红军迫敌而居，最近的敌人距离东固不过半天行程，一旦走漏消息，敌人就会聚拢而来，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
毛泽东敢走这步险棋，与他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分不开的。苏区群众根据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一致动员起来，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很快，东固山区四周成了“铜墙铁壁”，每一座山头都有地方武装巡逻，每一个路口都有群众的暗哨。
就这样，红军主力数万人在东固地区隐蔽待机长达25天，敌人始终未能察觉，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
5月初，红军耐心寻找的战机终于出现。在侦察敌情中立下头功的，是红军刚刚建立不久的无线电通信电台。
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红军歼灭了国民党军第18师两个旅，缴获了敌人“半部”电台（发报机被砸坏，只有收报机能使用），并俘获了10名无线电台工作人员。在几天后的东韶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国民党军谭道源师一部15瓦的电台。从此，红军就以这一部半电台起家，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力量。
从开展无线电通信工作之初，红军就建立了严格的通信保密制度，从而保证在这一领域的斗争中牢牢占据主动地位，而国民党军则因为在通信保密方面的疏漏付出了惨重代价。
5月14日傍晚，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截获了敌人第28师（驻富田）电台用明码同该师驻吉安留守电台的通报。在这份通报里，敌人明确告知，准备次日早晨出发开往东固。
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情报，值班员马上汇报给了司令部首长。毛泽东和朱德最终定下决心：集中兵力先攻打从富田和固陂圩出动的敌人。3万多红军迫敌而居20多天，终于等来了战机！
由于准确掌握了敌军的行动时间和路线，红一方面军集中主力，一举歼灭了脱离阵地向东固开进的敌人第28师，并由此在敌人的阵线上打开了突破口。此后，红军连续作战，连打五个胜仗，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反“围剿”斗争的实践表明，保密问题十分重要，事关军事行动成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关于严密组织与保持秘密的几个补充指示》中指出的：“在国内战争中讲求秘密，更成为争取胜利中一个先决条件和保障作战计划完满实现的主要前提，在秘密迅速坚决干脆的作战基本原则中，秘密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电台纪律松懈、保密制度不严，既为红军的无线电情报侦察提供了机会，也从反面提醒红军机要人员务必建立严格的通信保密制度和纪律。
1932年7月2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这是以中革军委名义最早正式颁发的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工作法规。《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强调了无线电通信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规定了无线电通信的7条原则，要求高级指挥员切实执行。
就在这一时期，红军相继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失泄密事件，迫使红军紧急更换了通用密码，虽未造成严重后果，却也敲响了警钟。
1932年9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保障无线电密码通信安全的密令》，再次强调无线电通信保密的极端重要性，并在《关于无线电通讯简则的训令》的基础上，对机要保密重申了6点具体要求。
1933年9月18日，中革军委又颁布了《关于保持机密问题的训令》，再次对通信联络保密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包括电话通信要特别注意技术上防止失泄密、特别要防止敌人窃听等。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下达了10余份有关保密工作的指示和训令。这些条例条令文字简短易懂，内容紧贴战争实践，成为广大官兵和机要人员执行保密制度的基本依据。
在复杂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中，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领导人不仅对保密工作高度重视，而且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保密纪律，亲自主抓保密工作，对全军官兵起到了很好的教育示范作用。
1931年夏，国民党军调集30万人，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主力3万余人千里行军，从闽西向赣南的兴国地区集结。此后，为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红军主力需要利用夜色掩护，从两股敌人之间相距约20公里的缝隙中跳出去。
这一行动能否成功，关键是保密。如果被敌人发现，红军将遭受灭顶之灾。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深入连队，进行动员和检查督促，要求严格做好行动的保密工作，一切能够发光、反光的东西都要隐蔽好、伪装好。规定行军中不准讲话，不准咳嗽，不准吹号、吹哨子；前后联络用扎在左臂的白毛巾作标记等。
行动开始后，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在夜色中还有一个可能暴露红军行踪的漏洞——电台的无线电信号。毛泽东马上找来电台人员伍云甫，经询问，得知缺少电键，电台就不能工作，遂让伍云甫收集来电键，交给警卫员并交代：不到目的地，不许任何人拿走电键！
这件事虽小，却体现出毛泽东对保密问题的极端重视。他的这一举动，对电台人员乃至全体红军指战员是一次很好的保密教育。
为了在广大官兵中间牢固树立保密意识，红军在加强保密教育的同时，还强调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对违反者严惩不贷。
1934年2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会上发表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演讲，其中专门强调了执行保密纪律的问题。
他指出：“保守军事秘密问题是很重要的，有时敌人捉到我们落伍兵便可以知道红军军事上的部署，这一问题非常严重。在与敌人决战当中更要特别注意。保守军事秘密是一条纪律。”“以后如果有这种泄漏军事秘密或失落密件的事发生，必须受到军法严厉制裁。”
同年4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窃密和泄密行为的处罚也进行了明确规定。
当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保卫战，红一方面军无线电第4分队报务员林卓然（系原国民党军第28师电台报务员，被俘后参加红军），因通敌并策动部分电台人员逃跑未能得逞，被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公审并处决；红3军团无线电分队报务员韦文宫（系原国民党军第18师电台报务员，被俘后参加红军），由于私通敌台被处以死刑 。
正是因为红军广大官兵和苏区人民群众在保密问题上众志成城，才保证了反“围剿”作战的接连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