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覆亡大多与君主的昏庸、贪婪、残暴有关。但《明史》记载明代最后一任君主朱由检“入继大统”后，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一时间“天下想望治平”。朱由检在位期间，“不迩声色， 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励精图治、勤于朝政的君主，最终的结局是自缢煤山，国破家亡。

明史专家孟森认为，“熹宗， 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 ；思宗， 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 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 ；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分析未尝没有道理，但过于宏观、笼统。王朝的更替往往和军事斗争紧密相关，倘若站在军事角度探析， 小编认为， 明末崇祯王朝的覆亡，军事斗争的失败是重要原因之一。其军事斗争的失败，又在于违背了《孙子兵法》的作战原则。当军事斗争违背了战争常识和作战规律之后，终将无法挽救失败的结局。

一、崇祯皇帝干预军事的三个方面

军事行动和斗争，离不开将领的指挥和决断。《孙子兵法》 强调了将领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 ；辅隙则国必弱”。将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君权至上”的古代，将领都由国君任命。国君和将领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呢？

《孙子兵法》主张国君不干预军事。首先，不懂军事的国君——不知军之进退，不知三军之事，不知三军之权——不能干涉军队的行动和内部事务。这样的国君倘若干预军事，意味着瞎指挥和瞎干涉，将导致“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其次，即便国君“知军”，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且将领合军聚众，为树立威信，明赏罚号令，也不允许国君干预军事。孙武练兵，斩杀吴王两爱姬就是例子。《谋攻篇》中提出“知胜有五”， 其中一条就是“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国君不掣肘将领，给予将领充分自主权和决断权，方能奠定获胜的基础。再次，无论国君是否“知军”， 一旦任用将领， 就应充分信任。

（一）不懂而干预，损失惨重

崇祯皇帝朱由检正是违背上述关系的典型代表。朱由检从小深居宫中，未谙军旅， 继位后，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内有农民起义的反抗，外有清军的掠夺。朱由检求治心切， 处处干预、指挥军事，又刚愎自用，不听劝阻，让明军遭受了灾难性失败，损失惨重。

这里列举两例。崇祯十四年（1641），为解锦州之围，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统帅，调集各路军马，与清朝军队展开决战。历史上，明清之间的对决，从万历末年的萨尔浒之役，到天启年间的广宁之役， 明军莫不覆军损将、丢城失地，以失败告终。直到袁崇焕困守宁远孤城，用红衣大炮击退清朝铁骑，才稳住了宁远、锦州防线。如何解锦州之困，久经沙场的洪承畴主张稳扎稳打，以免被清军“围点打援”。刚开始， 朱由检同意了洪承畴的方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由检失去了耐心，一再催促“即速进军”。

洪承畴不敢再拖延，将粮饷留在宁远、杏山以及离锦州七十里外的笔架山，率大军集结松山城。皇太极闻讯，指挥清军攻占了明军放置笔架山的十二堆粮食，又倾全国之军，采用断粮道、掘壕筑垣的方法，围困明军。明军上下恐慌，洪承畴力主闯围决战，但一些将领率部逃亡， 沿途又遭清军截杀，伤亡惨重。洪承畴收拾残部，据守松山，最终援绝粮尽，被清军俘获。经此一役，明军“重臣宿将，选卒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九塞之精锐， 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

朱由检对另一场军事斗争的指挥和干预，则直接导致了明廷的覆亡。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等部盘踞河南，围攻开封。当时，明廷还有三支主力军。一支是辽东的边军，防卫清朝，已自顾不暇，无法抽调。一支是盘踞湖广的左良玉部，号称兵多将广， 实际畏敌避战，跋扈难用。唯一可调用的军队，是位于陕西的孙传庭部，孙传庭正在陕西练兵备战。如何剿灭李自成等部，大臣侯恂建议，经过几年的天灾和战乱，河南已残破不堪，李自成等部大军云集河南，势必出现粮食危机，明军只需扼守防卫，等时机成熟，再命孙传庭和左良玉率部夹击。但朱由检眼见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心急如焚，催促孙传庭率部出击。

大臣们竭力反对，兵部侍郎张凤翔一针见血指出：“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然而，朱由检不听劝阻，孤注一掷，催战益急。无奈之下，孙传庭顿足叹息 ：“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只得出师潼关，进军河南。农民军避其锋芒，采取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的战略。孙传庭大军攻破郏县后，遇雨七日，农民军又派骑兵切断其粮道。孙传庭急忙回师救援，途中被农民军围追堵截，大败而归，退守潼关。李自成率部乘胜攻破潼关，孙传庭在乱军中战死。随后李自成率部攻占西安，建国大顺，再挥师东进，攻克京师。

上述两场大败，都是“不知军”的朱由检瞎指挥、瞎干预军事的结果，代价惨痛。 历史上， 并非国君都不“知军”， 一些开国君主往往戎马倥偬、身经百战，足够“知军”。 但正如《孙子兵法》 所 言， 即便“知军”， 国君要想获胜，就不能掣肘将领，而应给予将领充分的自主权和决断权。

（二）猜疑将领，惩处随意

《孙子兵法》 在《九变篇》开头列举了“凡用兵之法”的几种情况，末尾一句为“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后来演变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外统兵的将领， 敢于“抗命不遵”，并非要和国君对抗。无论国君是否“知军”，对于任用的将领，都应完全信任，不加猜疑，不为遥制 ；将领才能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调整部署，而不必事事请示君主，贻误战机。这方面，朱由检也未能做到。

朱由检在起用军事人才方面，能不拘一格，委以重任。例如， 重用被罢官的袁崇焕，大力提拔中下级军事将领——洪承畴、孙传庭、卢象昇等，这是其长处。但朱由检生性多疑，猜疑将领，用人不专，求全责备，对一些得力将领惩处随意。袁崇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朱由检继位后，召见袁崇焕，听其平辽方略，任命其为督师，言听计从，信任有加。崇祯二年（1629）， 清军破边墙而入，掠夺畿辅，袁崇焕率军勤王。皇太极用“反间计”，阉党余孽又乘机诬告袁崇焕勾结内阁首辅钱龙锡。受此挑拨和诬告，朱由检一反常态，先将袁崇焕逮捕下狱，继而凌迟处死。站在军事角度而言，处死袁崇焕，无疑自毁长城，“自崇焕死， 边事益无人， 明亡征决矣”。

朱由检猜疑心重，对将领的不信任，还导致错过遏制农民军的良机。农民军从山西进入河南后，河南士绅向明廷请求，任命陕西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南军务。兵部同意了这一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推诿，便于“围剿”农民军。然而，朱由检否决了兵部决议。背后的原因，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 在于朱由检不想让臣下掌握较大权力，实际是对将领的不信任。直到局面不可收拾，朱由检才重用洪承畴，让其担任五省总督，“围剿”农民军。

（三）监军掣肘，后果惨痛

朱由检对将领的不信任， 还表现在派遣宦官监军。朱由检即位之初，驱逐魏忠贤，铲除阉党，控制宦官，严禁大臣结交近侍， 一改前朝弊病，赢得海内好评。然而，自从己巳之变，朱由检将袁崇焕下狱之后， 疑心文臣武将，重新起用宦官监军、监粮，走上了万历、天启朝的老路。这一举措遭到廷臣们反对， 朱由检反而责怪廷臣 ：“苟群臣殚心为国， 朕何事乎内臣。”朱由检将起用宦官归咎为廷臣的不尽心为国。

派出去的宦官口含天宪，处处掣肘将领， 又招权纳贿， 稍不如意就举报、弹劾，引起将领们的反感。宦官高起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朱由检派高起潜监视宁、锦边军， 高起潜“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破边墙而入，总督卢象昇锐意主战，监军高起潜多方掣肘，导致卢象昇陷入重围，孤军战殁。

宦官监军，不仅克扣军饷，掣肘将领，还因不懂军事，造成严重“事故”。崇祯六年（1633）冬，农民军进入豫北。明廷调集重兵，将农民军压缩在黄河以北的狭长地带，伺机围歼。为摆脱险境， 农民军向京营总监王朴和监军宦官杨进朝、 卢九德诈降。三人信以为真，连忙向朱由检报捷，停止了“围剿”。 农民军找准时机， 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攻克渑池县，将明军甩在了身后。从此， 农民军由局部问题演变为明廷的腹心之患。

当形势不利时，监军宦官大多随风转舵，选择投降。例如，李自成定都西安后， 率军抵达军事重镇宣府， 监军宦官杜勋带头投降。等到大厦将倾之际，朱由检仍不知悔改，继续派遣宦官监军。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师时，蓟镇总兵唐通率八千士卒勤王。朱由检赐宴慰劳，奖赏银钱。为加强对这支军队的控制， 朱由检派遣宦官杜之秩充任监军。这种做法激怒了唐通，认为 ：“皇上太师我，伯我 ；又以内官节制反上我，是我不敌一奴才也。”随即带领军队赴居庸关设防。居庸关号称“北门锁钥”，是防守京师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等李自成大军压境，唐通和宦官杜之秩便一起投降了李自成。

二、明军两线作战，无法摆脱困境

《孙子兵法》主张对敌作战时，“致人而不致于人”， 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掌握战场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历来受到后代兵家称赞，《武经七书》 中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认为《孙子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孙子兵法》在《虚实篇》中不仅主张“致人而不致于人”，而且强调了“我专而敌分”，即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敌人， 不留后患。崇祯王朝的军事斗争，亦违背了上述两条作战原则。

（一）丧失战场主动，无法集中兵力

纵观崇祯王朝，军事斗争始终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清朝铁骑， 时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局面。内外战场的交织和告急，让明廷在攘外和安内之间，顾此失彼，被形势牵着鼻子走，导致明军疲于奔命，无法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灭。两个军事对手反而遥相呼应，乘机发展壮大。

这方面有许多例子。 崇祯二年（1629），陕西农民起义，明廷派杨鹤赴陕西。为平定农民起义，明廷主张“剿抚”并用，杨鹤赴陕后，采用了该方针。但不久，清朝铁骑第一次破边墙而入，京师震动。朱由检下令勤王，各路援军奔赴京师。陕西和山西驻军大部也奔赴京师勤王，致使杨鹤手里无兵可用，只能以“抚”为主，一味劝降、招抚，朱由检也拿出内帑十万两赈济灾民。然而十万两赈灾银，杯水车薪，且无法解决安插问题。结果，农民军旋抚旋叛，不断流窜，未能将其及时扑灭。

崇祯九年（1636）， 朱由检起用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力主先安内，再攘外。明廷实施杨嗣昌提出的“网张十面”战略，增兵增饷，对农民军围追堵截，残酷镇压 ：李自成部遭受重创，退居山林 ；张献忠等部采用缓兵之计，实施诈降。一时间，农民起义陷入低谷。正当明廷调集军队，准备将张献忠等部一举歼灭时，清朝铁骑再一次破边墙而入，京师戒严。为消除外患，朱由检将镇压农民军的主力调集关外，对清朝发动松锦之役，不料遭遇惨败。

朱由检在位十七年，清军前后五次破边墙而入， 从掠夺畿辅到深入腹地，让崇祯王朝损失惨重。清军出乎意料的骚扰和袭击，彻底打乱了明廷对农民军部署的“围剿”， 让明军疲于奔命，越来越被动，最终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二）与清议和失败

为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兵部尚书杨嗣昌力主对清议和。明清议和，并非杨嗣昌的首创，早在天启年间就开始尝试。 这些议和多是双方的一种军事手段：有时作为缓兵之计，乘机休整备战 ；有时作为试探对手、窥探军情的一种方式。杨嗣昌力主对清议和，在于视农民起义为“腹心之患”，视清朝贵族为“肩臂之疾”，力主先安内， 再攘外， 集中优势兵力， 将农民军“剿灭”。朱由检内心是赞同的。

然而，这一主张在明廷引起了轩然大波，以黄道周为首的官员纷纷上疏弹劾杨嗣昌，总督卢象昇面见朱由检时，力主对清朝作战。廷臣的舆论让朱由检不便表态，这次议和也就不了了之。松锦战役后，明廷精锐遭受重创，内部农民起义又发展迅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朱由检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可款则款， 不妨便宜行事”， 秘密进行对清和谈， 想先稳定北方局势，再全力对付农民军。 陈新甲马虎大意，泄漏和谈机密，引发朝野反对声浪。朱由检将责任都推给陈新甲， 将其下狱、处死。

这也突显了朱由检性格的另一特点：容易翻脸不认人，将大臣作为替罪羊。朱由检在位十七年，诛内阁首辅两人，诛总督七人，诛巡抚十一人。这种做法导致大臣们和朱由检离心离德，加速了明廷的覆亡。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师，局势日益危机，朱由检授意大臣们出面襄赞迁都南京和调辽东边军勤王。然而，熟悉朱由检性格的大臣们装聋作哑，相互推诿，拖延时日。主张南迁和调边军勤王，意味着“弃土”和“弃民”，背负如此骂名，很有可能被秋后算账。直到形势危急，明廷才正式下令放弃宁远，调吴三桂边军勤王。吴三桂部远离京师，收拾和安置关外又费时日，直到京师被克还跋涉在勤王路上。

与清议和，就军事斗争而言，不失为一种有效战略 ：摆脱两线作战困境，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 并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对手。但明朝统治集团囿于成见，总以宋金议和为鉴，顽固地拒绝与清朝和谈，还自诩比宋人聪明，更有气节。清代历史学家全祖望认为明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屡败于清，仍负气不量力，拒绝与清议和，自求败亡之道，“夫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贼也。力屈于东，是以祸蔓于西。向使当日者，东方修睦， 得以专力于崔苻， 卢象昇、洪承畴、孙传庭三人者，皆平贼之已有成效者也。以之任东征则不足，以之西征则有余， 再假之数年， 而西方晏然，李张之首枭矣”。

三、战争旷日持久，各种弊端显现

战争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孙子兵法》 指出“日费千金， 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因而主张战争要速战速决。否则“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明军的作战时间却旷日持久。倘若以崇祯十七年（1644）明廷覆亡作为结束的标志， 对外战场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起算， 对内战场从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农民起义起算，前者持续二十七年，后者持续十八年。战争久拖不决，各种弊端逐渐显现，明廷和明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利。

（一）不断增加赋税，激起农民反抗

经年累月的战争，让明廷财政枯竭，国库陷入绝境。 为支付巨额战争经费，明廷不断增加赋税。这种“其赋之于民，不任田而任用， 以一时之用制天下之赋”的加征，多次累积之后，“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 ”。万历末年，辽左用兵，每亩加银九厘，一共加赋五百二十万两。这是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以前增加的赋税。崇祯三年（1630），再按亩加增三厘， 加上万历年间的九厘，每亩共征一分二厘，统称辽饷。这是农民起义刚开始时增加的赋税。崇祯十年（1637）， 为将农民起义扑灭， 根据杨嗣昌的建议， 天下按亩加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 共增赋二百八十万余两，称为“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又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先后共增饷银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 超过常年岁入一倍以上，农民的负担远非如此。

在明廷增加的赋税之外，地方官吏还巧立名目，私行加派，中饱私囊。沉重的赋税促使大批农民逃亡，地方官却用严刑峻法追比钱粮，责令现有农户代纳逃户的赋税，以致出现九户逃亡勒逼一户独承的现象。逃亡的农民有不少加入起义军。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复出，率部进入河南， 应者云集， 就是明证。直到崇祯王朝覆灭前夕，朱由检才宣布停止一切加派，不过为时已晚。

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师，明廷的军饷又成问题，朱由检不愿拿出内帑，反而要求勋臣、太监和百官捐助。结果他们一个个装穷叫苦，丑态百出，只募得区区二十万两。农民军攻破京师，没收内帑和追赃助饷，竟获得七千多万两， 其中内帑三千七百万两。明末遗臣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不胜感叹 ：“呜呼！ 三千七百万，捐其畸形零， 即可代二年加派， 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 使海内骚然， 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

（二）将领拥兵自重，不听督师调遣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为巩固皇权，重文抑武。遇到战事，也是文臣节制武将。然而，崇祯王朝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军事将领尾大不掉，拥兵自重，骄傲跋扈，难以驾驭，即便奉旨前来，危急关头， 往往率先逃跑， 不顾督师文臣。这种情况，到崇祯王朝后期越来越明显。明廷派出的督师文臣，对于军事将领的不听调遣，已是一筹莫展。

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率部进入河南，明廷派遣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率军“围剿”。傅宗龙军队遭遇伏击，部下贺人龙、李国奇率部逃窜。傅宗龙挖壕坚守，又派人持亲笔书信催贺人龙、李国奇火速救援，贺、李二人却拒绝回师救援。傅宗龙矢尽粮绝，突围被俘，命丧农民军之手。明廷又提升山西巡抚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命其率部“进剿”。汪乔年率部抵达河南后，分兵突击襄城，总兵张国钦被击毙后，其余总兵不战而走，奔回陕西。汪乔年成了光杆司令， 最终被农民军俘获、 处决。明廷又四处调兵，急命丁启睿督师“围剿”。 明军抵达朱仙镇后，丁启睿统驭无能，将领之间又矛盾重重。未等农民军进攻，左良玉避战先逃，其余将领也不战自溃，丁启睿借口追回左良玉，也跟着逃窜。朱仙镇惨败后，明廷忌惮左良玉兵多势大， 只将丁启睿逮捕下狱，总兵杨德政予以处斩。

到王朝没顶之际，即便朱由检亲自下令，将领亦敢不听调遣。李自成大军逼近京师，朱由检下令勤王。山东总兵刘泽清接到勤王诏书后， 谎称坠马负伤，无法行动。朱由检无法，只得赐银慰问，刘泽清不知感激，反而劫掠临清后率军南逃。

崇祯王朝末年将领拥兵自重，桀骜不驯，也为南明几个小朝廷的先天孱弱埋下了祸根。新成立的政权都要依靠武将，武将实际割据自雄，耽于享受，不听调遣， 遇到强敌压境， 往往卖主求荣，不战而降。明末遗臣黄宗羲反思明亡，称之为“大将屯兵之弊也，拥众自卫，与敌为市 ；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率我所养之兵反而攻我者，即其人也”。

（三）军队士气低落，军纪败坏不堪

久拖不决的战争还导致军队士气低落，畏敌如虎。不战而逃、不战而降的例子比比皆是。李自成定都西安，分两路大军直逼京师，明廷原本指望沿途重镇节节抵抗，实际情况却是 ：李自成的两路大军，势如破竹，沿途官员和守军望风披靡，开门纳降，只有宁武进行了抵抗。

明军的军纪也同样败坏不堪。冯钦明《上家邺仙大司马书》写道，明军“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 小民畏兵， 甚于畏贼”。 时人有“贼梳兵篦”之称。明军还形成了“杀良冒功”的风气，常常滥杀无辜，河南曾出现官军追杀平民，口称“借脑袋献功”的现象。

李自成建立政权后， 为争取民心，下令百姓“不当差，不纳粮”，且提出“剿兵安民”口号，严明军纪，严禁军队抢夺百姓财物、随意杀人和调戏妇女。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 ：杀一人者如杀吾父， 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 民无固志 ”，以至于州县望风而降，百姓争相迎接。民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明王朝的覆灭是不可逆的趋势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