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年龄最大,授衔时已63岁,比毛主席还大1岁零4个月;工资级别最高,是唯一一位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资历也最深,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了。他戎马一生,却从未受过伤,人称“福将”。
张云逸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还是一位深受人们敬爱的领导者。在军事生涯中,他更是在百色起义、重建新四军、广西剿匪等重大事件中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得到了陈毅元帅的极高评价。陈毅元帅称张云逸将军为“同志长兄”,赞誉他“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又说:“云逸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这样的评价,足以见得张云逸在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震惊全国的广州起义张云逸的传奇人生,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书写。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展开巷战。起义军奋战一夜,终因寡不敌众,死伤过多被迫退却。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林觉民、徐广滔等一百多人,英勇牺牲。当时清军围逼,张云逸身边炸弹已经打光,队员死伤甚多,奉命撤出战斗。但由于道口均被重兵把守,搜捕极严,即使化装也无法出城。
在这危急关头,张云逸展现出了他的机智和勇敢。他与几个同志隐蔽在一民宅中,翌晨,他独自挎一竹篮上街买菜,其实是探望情况,寻求突围道路。返回时,见清军已入该居民宅,搜捕了全部同志,并在路口枪杀了几人。张云逸因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挎一竹篮掩身于路人中,清军从他身旁呼啸而过,竟未发觉。后来,广州人民收殓烈士遗骸,得72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称“辛亥广州起义”,震动全国,不久即爆发了武昌起义。张将军曾幽默地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百色起义张云逸的传奇故事还远不止于此。1929年12月1日,在完成了百色起义前的组织部署工作之后,动身去左江地区筹划龙州起义。临别前,他握住张云逸的手,深情地说:“云逸同志,请你务必按原计划进行,起义时间不变,记住了,是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张云逸坚定地点点头,回答道:“我记住了,我们一定准时起义。你一路上多保重。”
1929年12月11日,数千军民聚集在百色城东门广场,胜利召开了红七军成立大会。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又一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诞生了。百色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起义之一,而张云逸作为红七军的军长,更是为这次起义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飞马”香烟的渊源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将军此时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领导者了。他不仅关心战场的胜负,还时刻关心着战士们的生活。有一天,他嘱咐新四军供给部长胡弼亮:“能否办个烟厂,以解决部队官兵抽烟问题?”
胡弼亮一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办烟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经过调查,新四军四师供给部提出了与当地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入股、共同管理的计划。张云逸将军一听,觉得这是个双赢的合作方式,于是欣然同意。
“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由此改名为“新群烟草公司”,原“神龙”香烟也易名为“飞马”。后来,又与路东军分区创办的东联烟草公司合并,称为“新群烟草总公司”。这个公司在战争年代为部队提供了不少经济支持,也解决了战士们的抽烟问题。
有趣的是,这个“股份制”的合作方式在当年可是个新鲜事物。谁也没想到,战争年代张云逸将军就倡导实行了这样的经济模式。而“飞马”香烟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之一。解放后,济南、徐州等烟厂都生产过“飞马”牌香烟。上海卷烟厂的名牌“飞马”烟,也是源于此。
与叶挺的重逢当年,张云逸将军突然接到中央的电令,要他立即前往澳门,执行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邀请叶挺同志出来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这位曾经的南昌起义领导者,自从率领部队南下潮汕,在三河坝地区遭遇失败后,便离开了部队,避居澳门,这一住就是整整10年。然而,即便身处幽居,他的心却从未离开过革命,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张云逸深知此行的重要性,也明白路途的艰险。为了顺利到达澳门,他化装成了一位华侨阔佬,西装革履,派头十足。凭借着国民党军界上层人物的关系,他平安地抵达了澳门,并按党中央告知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叶挺。
在广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张云逸和叶挺就已相识。因此,当张云逸出现在叶挺面前时,对苦闷已久的叶挺来说,不啻于大旱之中遇到了云霓,寒冬之见到了新绿。张云逸详细地向叶挺介绍了过去10年党内的情况,阐明了当前大敌当前,党中央要实行战略转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策略。
张云逸随即出示了党中央敦请叶挺的电报。叶挺接电看后,激动不已,神情激奋。他紧紧握住张云逸的手,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于是,他马上束装就道,接受中央指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同志会见。从此,他结束了10年的幽居历史,重新开始了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张云逸与叶挺,两位黄埔同学,亦是张发奎部下的老战友,在抗战之初的这次重逢,无疑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1943年的春天,对于新四军第五支队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与考验的时节。3月的一天,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纠集了8个团的兵力,万余之众,趁着新四军后方半塔地区兵力空虚,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敌众我寡,形势异常严峻,仿佛一片乌云笼罩在新四军的头顶。
然而,在这危急关头,张云逸将军却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地指挥着战斗。他深知,半塔地区是新四军的重要后方基地,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决定以教导队的500多人固守半塔,同时调派第十团、第十五团各一部及特务营,从南北两翼钳击围攻之敌。
张云逸身临前沿阵地,亲自观察敌情,指挥若定。他的眼神坚定而深邃,仿佛能穿透硝烟,看到胜利的希望。然而,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危险也无处不在。就在张云逸全神贯注地观察敌情时,一颗炮弹突然落在他身后不远处,爆炸声震耳欲聋。幸亏警卫员眼疾手快,事先把他推倒,伏在他身上,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张云逸。警卫员不幸牺牲了,张云逸又逃过了一劫。
这场战斗异常惨烈,新四军将士们苦战7昼夜,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半塔山阵地巍然屹立,敌人丢下了100多具尸体,狼狈撤退。这场胜利,不仅保卫了新四军的后方基地,也极大地振奋了军民的士气。陈毅元帅后来赞道:“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半塔保卫战在新四军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毛主席对张云逸的关心与爱护岁月流转,转眼间到了1955年9月27日。这一天,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辉煌,气氛庄重而热烈。张云逸佩戴上了大将军衔,成为了开国十位大将之一。这一刻,是他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之一。他的胸前,那枚沉甸甸的大将军衔,闪耀着金色的光芒,仿佛是对他一生革命生涯的最好诠释。
记者在海南省档案馆的馆藏中,注意到了当时国务院秘书厅发送的参加授勋典礼的请柬、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授勋典礼的请柬,以及在怀仁堂举行授衔、授勋酒会和晚会的请柬。这些请柬都完好保存至今,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
也就在这个荣耀的时刻,毛主席给张云逸写了第三封亲笔信。在信中,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了张云逸的身体状况,并对他的休养安排表示了同意。毛主席写道:“八月十四日信收到。身体有起色,甚慰。我同意你的办法,即以休养为主,视身体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为准备六中全会,这些天没有时间,候稍闲时间再约谈。祝康吉。”
这封信,不仅体现了毛主席对张云逸的关心与爱护,也彰显了党和国家对开国元勋们的深厚情谊。张云逸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荣耀的一生。他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