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宪书”是乾隆的专利？《红楼梦》中的“时宪书”出自《礼记·月令》，指代《崇祯历法》，隐写大明灭亡#红楼梦# 最近，读到一则微头条，说《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写到的“时宪书”是乾隆首创，因避讳而改《时宪历》为《时宪书》，因此，又“铁证”《红楼梦》写于乾隆时期，从而否定明朝遗民写《石头记》之说。 《石头记》绝不可能写于乾隆时期，更不可能写的是康雍乾三朝江宁曹家家事。“生于末世运偏消”、“凡鸟偏从末世来”，康雍乾三朝是末世吗？我已经从书中情节对照历史史料，铁证《石头记》就是大明遗民，是一部大明兴亡史。 那么，这位红迷朋友为何以“时宪书”为证，得出如此不靠谱的结论呢？原因有三： 其一，不知何为《时宪书》。 《时宪书》指的是历书，也就是计算历法的书。我国很早就有历法，战国之前所用历法为“四分历”，是从黄帝时期就开始应用了。战国时期有《夏小正》，“观象授时”。汉武帝时期改秦之《颛顼历》为《太初历》，二十四节气进入历法，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 时，即时序、时令，推算时令以通行，以统一政令，指导生活生产，尤其是指导农事。所以，《时宪书》又称为《通书》。 宪为法令，《管子》云：“布宪于国”，“时宪”就是历法。皇帝制定颁行历法，所以叫“时宪书”。“时宪书”三字自古就有，怎么就变成乾隆的专利了？ 其二，不知《红楼梦》《时宪书》究竟指的是哪部历法。 《时宪书》是历法的统称，历朝都有《时宪书》。《红楼梦》所涉及到的《时宪书》，绝不是所谓的乾隆时的历法。乾隆所改的历法，是崇祯时期的《崇祯历法》。 这部历法由徐光启结合西历编纂《崇祯历法》，未及颁行，大明就灭亡了。明亡之后，参与编修的汤若望修订增删，呈献给了清廷，顺治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多尔衮则以“时宪”颁发。到了乾隆时期，这部历书被收入《四库全书》，为避弘历之讳，改名为《新法算书》。 由此可见，“时宪书”是历法的统称，不是所谓的乾隆“时宪书”。乾隆也没有把《崇祯历法》改为“时宪书”，而是《新法算书》。 其三，受固定思维模式影响。 因胡适之说，把《红楼梦》时代背景锁定在康雍乾三朝，因而，书中的所有意象就必须是这个时代的符码或者产物。比如“曲柄伞”、“自鸣钟”、“体仁院”等明代就有的实物和“机构”，就被强行拉扯到清朝乾隆时期。 “时宪书”与“曲柄伞”等犯了同样的错误，断章取义，不顾前朝之事，割断历史以证伪说。那么，《红楼梦》中“还有说一句时宪书上的话”，这些话又出自哪部《时宪书》呢？ 第六十二回写贾宝玉、薛宝琴、邢岫烟、平儿四人同一天过生日，这天应当是张道士所说的四月二十六日，也就是遮天大王的寿日。“四月二十六日”早就写在了第二十七回书中：“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 这段话最关键的就是“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作者“又弄狡猾”，实际上这句话讲的是芒种交节到夏至，所以，“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未时交芒种”这天是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十二日（6月21日），第二年，桂林靖江王被孔有德所灭。因此，大观园中象征十二代靖江王的群钗饯花。 花，即曹化，寓意朱明朱姓由邾国曹姓化出。四月二十六日隐写的是康熙元年（1662年）南明永历皇帝被吴三桂以弓弦缢杀后纵火焚化。“至次日”，即四月二十五日，正是朱由榔罹难的日子。 这段书同时写四个人过生日，其中，平儿隐喻的是靖江王朱亨嘉被隆武帝缢杀。贾琏，琏也读“连”，同“连”，隐写朱亨嘉被缢杀于福建连江。朱亨嘉死后，其部下上谥号，简称“平帝”。所以，平儿是贾琏的通房大丫头。 薛宝琴则是讲述朱由榔结局的人，“她”八岁随父到西海沿子真真国，遇到了十五岁能写汉诗的女子，这就隐藏了“女真”。永历十五年（1651年），吴三桂到“面店”俘获逃难至此的朱由榔，次年带回并缢杀。康熙于顺治十八年登基，这一年，玄烨就是八岁，还是其父顺治年号。 因此，第六十二回是石涛再一次在书中集中隐写了自己的家世和大明家事彻底消亡的历史。 大家要行酒令，史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共总凑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 于是，林黛玉就先说了这样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 林黛玉的这则酒令最后一句“鸿雁来宾”，出自《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鸿雁来宾。”因此，《礼记·月令》就是《石头记》中的《时宪书》。 薛宝琴也说了一则酒令：“奔腾而砰湃，江间波浪兼天涌，须要铁锁缆孤舟，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这则酒令中的“不宜出行”，是历代择吉通书都有的一句话，明朝的择吉通书是万历年间刊行的，也出自《时宪书》。 林黛玉象征的是桂林靖江王，“鸿雁来宾”暗写的是朱由榔曾经以靖江王城为行宫。薛宝琴所说的“不宜出行”，就是指的朱由榔去“真真国”避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