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年谱（1949-1976）》（第六册）纪事本末（665）】1966年，毛泽东73岁。

1966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江青等人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1967年1月4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并就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一事询问周恩来。周恩来汇报陶铸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经过后说，不是镇压群众。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

2月6日下午，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毛泽东说：

各个城市夺权，要有广大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没有三结合，就不能承认。军队不能夺权，要有人夺权，就抓起来。你们这一摊子要接受批评，你们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

2月10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

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8月20日、28日，9月5日，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一文，认为很好，建议在北京发表。同时提出“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指刘少奇——编者注）文章”。毛泽东将文章的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在文中谈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处加写一段话：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陶铸（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祁阳县石洞源榔树村。早年当过店员。

1925年，他奔赴广州，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春回湖南，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曾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

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

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年，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平津战役中，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身份进入北平，与傅作义部代表谈判。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工作。1948年8月，他出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参加了辽沈战役等解放东北全境的军事斗争。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5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秋调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斗争。1951年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任广东省省长兼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7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曾兼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1965年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政治局中位列第四，前三位分别是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同志经常是通宵达旦，协助周总理处理来自各方面的问题。遵照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陶铸同志直接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以及随后制定的《补充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大抓生产，“文化大革命”不要在全国所有厂矿一哄而起。

这两个文件的下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城乡生产的破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的损失。为了防止农村混乱的蔓延，陶铸同志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66年秋季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号召各地农村“一定不要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提出“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那些地方去干预他们的工作部署”。

社论发表后，陶铸同志又根据中央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即“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这两个文件对缓解当时工交战线和农村的混乱情况，尽量维持工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建设事业基本正常地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1969年4月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门诊部报送的《关于陶铸病情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入302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毛泽东圈阅同意。陶铸即转入302医院治疗。

5月19日下午，召集李先念、叶剑英等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中央解决内蒙古、山东、贵州等地闹派性、清理阶级队伍搞扩大化等问题的情况汇报。谈话中问起陶铸的病好了没有，说：“不能因为犯错误，就不给治病，不能有这样的政策。”

1975年10月30日下午，阅陶铸亲属来信。陶铸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十月分别来信，对专案组关于陶铸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出质疑，希望能换一些人对陶进行甄别工作，并在中央讨论、主席审批前，将历史结论向家属说明。毛泽东批示：“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请汪东兴同志酌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陶铸平反。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