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病重时，“四人帮”认为华国锋不足为虑，劲敌还是老资格领导人。他们认为，第一副主席就是第一副主席，但第一副主席不一定是第一接班人，到底谁接班还无定论，况且华国锋也不是中央政治局的轴心。 毛主席逝世前，每次政治局开会，只要江青到场，大家都会主动站起来让座，就连华国锋也怵她几分，但是毛主席逝世后，形势大变，江青进来也没人站起来了，也很少有人和她打招呼，她只能自己默默找个位置坐下来。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四人帮对华国锋十分不看重，但即便如此，处心积虑多年却让华国锋捷足先登，他们心里自然十分愤怒，张春桥就在日记中写到：又是一个1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他不知道“得志而猖狂”的恰恰是他自己。   华国锋可以得到毛主席的重用，自然有其独特的优势。   华国锋，原名苏铸，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1938年6月，年轻的他毅然投身抗日游击队，同年10月，怀着坚定的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华国锋回到家乡，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开展工作。   他先后担任交城县委书记等职务，1949年初，华国锋担任晋中地委宣传部部长，并随南下支队南下湖南。初到湖南，他担任湘阴县委书记，后转任湘潭县委书记。1952年8月，他开始担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两年后，即1954年，出任湘潭地委书记。   湘潭县，作为毛主席的老家，有着特殊的意义。华国锋身为毛主席故乡的重要干部，相较于其他同级干部，自然更容易获得上级的关注。   在韶山，华国锋常与毛华初打交道。毛华初是毛主席的侄儿，但华国锋当时并不知晓这层关系，只知道他是组织部部长。王淑兰从北京回到湘潭后结识了华国锋。华国锋比毛华初大一岁，他待人真诚，将毛华初当作兄弟，把王淑兰视为长辈。见到王淑兰，华国锋热情地带着她四处参观，详细介绍着各处的功能，哪处是办公室、会客室、卧室，哪里是大会议室、小会议室、卫生间，还有厨房、餐厅以及工作人员的住室。王淑兰询问大哥（毛主席）何时回来，华国锋也表示不清楚。   韶山水库建在滴水洞附近，建设过程中，炸去的山坡变成了一段宽阔平坦的马路，炸掉的石头筑成了一道拦水大坝，水库已初具规模。华国锋来到工地，便与水利工人一同搬石头。此时，湘潭县委的负责人前来向他请示工作，两人走进水库上方的一片竹林。   县委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今年是个丰收年，可报纸上的牛皮越吹越大，我们到底要不要跟风呢？”华国锋思索片刻后回答：“我提醒你记住，湘潭县是毛主席的故乡，要根据中央要求，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幼儿园、幸福院。”   县委负责人又担忧地说：“这些我都能落实，就怕粮食产量虚报，担心今冬明春会出现粮荒。”华国锋神情严肃地说：“湘潭地委就管几个县，湘潭县是毛主席的故乡，我也面临诸多困难。但无论如何，绝对不能饿死人，湘潭县更不能饿死人。要是群众饿死了你却还活着，我就唯你是问！”   此时，毛主席并不知晓家乡两位干部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9月29日，毛主席从上海回到北京，出席国庆九周年观礼活动。在与省委的一次谈话中，他无意间看到华国锋关于湘潭农业的报告，顿时重视起来。   1953年，毛泽东南下停车株洲时，特意听取了华国锋的汇报。1954年7月，毛主席在株洲停车时又单独接见了他。同年10月召开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指名要华国锋列席，并要求他在会上介绍工作经验，华国锋起初并不明白其中深意，但他对韶山、对毛家人的情感始终真挚而纯粹。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毛主席接见的众多干部中，华国锋是唯一一位并非省级干部的人。此次会面，华国锋给毛主席留下了踏实、老实可靠的深刻印象。所以在此后几年内，在毛主席的关照下，华国锋在湖南大搞农业，湖南省委对他的成绩十分赞扬。   在随后的10年里，华国锋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卓越才能，仕途稳步上升。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然后1971年，他调入国务院工作，最初主要协助周总理处理各项事务。   工作中的华国锋虚心学习，认真负责，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后来，他升任副总理，在国家领导集体中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责任。 毛主席临终前，华国锋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办事，我放心”。这简短而有力的六个字，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华国锋的高度信任。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关键时刻，他以坚定的决心和果敢的行动，与其他同志紧密合作，成功粉碎了“四人帮”。   进入80年代，华国锋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开启了平淡宁静的晚年生活。他在一座四合院中，精心种植了许多葡萄，在这片宁静的小天地里，悠然享受着岁月的平和与安宁。   2008年，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按照领导人规格惯例，他的骨灰本应安置于北京八宝山。然而，他的子女深知父亲对家乡的眷恋，同时出于对家乡传统习俗的尊重，提出希望让父亲按照山西人的习俗“魂归故里”。最终，中央同意了他子女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