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李士群叫来唐生明说：“我晓得你是戴笠派来的卧底。”

唐生明说：“你就算杀了我，我也只承认和戴笠是朋友。”

一年前，唐生明奉蒋介石的密令，以“投敌”的方式打入汪伪，他的潜伏级别很高，除特殊情况外，大都只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用秘密电台和密码本单线联系。

汪精卫对唐生明观察了小半年后，任命他为“伪清乡委员会”的军务处长。该委员会的委员长由汪精卫兼任，副委员长由陈公博、周佛海兼任，秘书长由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担任。

“伪清乡委员会”是个庞大的军事组织，日常事务由李士群负责，这也使他在汪伪的地位蹿升，已不把昔日的上级周佛海放在眼里。

有一次，周佛海以副委员长的身份，来检查“清乡”工作，但却遭到李士群的冷遇。周佛海在和唐生明聊天时，痛骂李士群，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唐生明将周佛海、李士群交恶的情况密报戴笠，戴笠让他从中可以做一做文章。这也为后来李士群之死，埋下了伏笔。

在委员会的几个处中，以唐生明的军务处（第三处）权力最大，但李士群一直对他不放心。后来，在李士群的运作下，唐生明改任伪江苏省保安处长，被挤出了委员会。

1941年11月，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被日伪抓捕，关入“76号”（伪特工总部）审讯。李士群的手下在搜查陈恭澍的几个落脚点时，发现了不少上海区和重庆军本部联系的电报文稿。

李士群将这些电报文稿逐一翻看后，其中一封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封发给戴笠的电文稿，里面的内容大意是，上海的军统特务在暗杀了几个日伪人员后，引来日军疯狂报复，封锁了周围数月，杀害了不少的无辜群众，建议类似暗杀不要在人口聚集众多的区域搞，以免无辜民众受到牵连。

电文稿中的语气，不是下级向上级请示的口吻，看起来和戴笠很熟络，关系非比寻常。显然，这封电文稿不会是军统上海区陈恭澍等人写的。

上海区正在和“76号”斗得不可开交，搞了不少的暗杀行动，一来，上海区不敢以这个语气给戴笠去电；二来，上海区也不可能向戴笠提出这种建议。

如果不是陈恭澍等人发给戴笠的，那么这封电文稿，只能是有人借用上海区的秘密电台，单线联系的戴笠。

李士群很快就将怀疑的目标锁定到了唐生明身上，打电话让唐生明带着妻子徐来速到“76号”总部来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唐生明一听要让他带着妻子同去，感到不对劲，问：“什么事情这么急？”

李士群说：“电话里不方便说，你来了就知道了。”

徐来对唐生明说：“李士群是个杀人魔王，你可要小心。”

唐生明说：“李士群从江苏去上海有段时间了，我怀疑是上海区出了问题，去了之后，无论问什么，你都说不知道，由我来应付。”

第二天一大早，唐生明、徐来到了上海，一下火车，两人就被“76号”的特务“请”上了汽车，汽车一路疾驰，一直开进了“76号”总部。

唐生明夫妇走进李士群的办公室后，发现张素贞也被叫来了。张素贞的公开身份是徐来的闺蜜、生活秘书，实际上是唐生明和戴笠联系的中间人，平日给重庆发送电文，和军统上海区、南京区的负责人联络，大都是由张素贞出面的。

李士群正在和张素贞谈话，见唐生明夫妇进来后，皮笑肉不笑的起身欢迎。

“寒暄”一番后，李士群收敛笑容，盯着唐生明说：“我们把戴笠派到上海的负责人陈恭澍给抓了，这可是条大鱼，他招了不少的情报。”

唐生明脑子快速飞转后，认为陈恭澍或许招供了，但应该是选择性的供述，牵扯到唐生明和戴笠这条线的隐秘，估计没有告诉李士群，否则李士群直接抓人了，何必还要以言语相套。

于是，唐生明以恭喜的语气对李士群说：“陈恭澍是戴笠的心腹，李主任这可是大有收获啊。”

李士群问：“你怎么会认识陈恭澍？”

唐生明说：“我和戴笠关系那么好，他的那些亲信，我都是知道的。”

见唐生明一点都不慌，李士群叫来两个手下，让把陈恭澍带来对峙。陈恭澍到后，李士群当着唐生明的面审问起来。

面对李士群的再三逼问，陈恭澍一口咬定，说他只知道戴笠和唐生明是好友，但自他到上海区后，并未和唐生明有过往来。

李士群见问不出什么，摆手让把陈恭澍带走，然后对唐生明说：“季澧（唐生明的字），你和戴笠及重庆究竟有没有联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不对我说实话。即便你真的有联系，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唐生明说：“我和戴笠是朋友关系，你若以此定罪的话，那就杀了我吧。”

李士群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也不敢擅自处理唐生明，便向南京的汪精卫请示，汪精卫让李士群将唐生明夫妇马上送回南京，不许再扣留于“76号”。见汪精卫发话了，李士群只得放人。

陈恭澍被抓后，在拷打之下，供出了军统上海区的人员名单。唐生明在回忆中认为陈恭澍是受戴笠之命“假投敌”，但从陈恭澍投靠日伪后戴笠的震怒程度来看，可能性并不大。

陈恭澍之所以未向李士群透露唐生明的身份，更像是为自己留条后路，因为他出卖上海区的手下时，可一点都没犹豫。抗战胜利后，在唐生明向戴笠求情下，陈恭澍免于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