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无法忍受压力，二次罢相，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台前，亲自主持变法。 然而，宋神宗亲自主持的新法同样遇到朝中群臣的阻力。 于是宋神宗决定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作为文坛领袖的苏轼不幸成为这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元丰二年（1079），苏轼调任湖州时，按照惯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谢表中多少带点发牢骚的意味。 新党势力把这些话解读为攻击新法和诽谤君主的言论，并找出苏轼诗作中的一些句子作为证据。在一片反苏的声音中，御史台派人到湖州将苏轼逮捕。 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苏辙、司马光、张方平、王诜等30多人都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面对御史台的审讯，苏轼供认部分诗词确实在讽刺新法。宋神宗计划重办苏轼，以便把不满新法的旧党一网打尽。 苏轼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便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 苏辙悲伤不已，上书宋神宗，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赎去其兄之罪。 朝堂有识之士也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最终，王安石的一句话决定了诗案的结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得以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激发了苏轼创作的热情，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