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旅长”在见毛主席的前天，突然被捕了，而随身搜出的一把消音手枪，更是牵出了一个刺杀毛主席的歹毒计划.....   1943年，中国国内的局势趋于平稳，抗日战争逐渐由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过渡。于此相反的是国共内部的暗潮汹涌。面对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蓬勃发展，国民党又一次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将斗争的矛头重新指向延安。   整个1943年，国民党方面多次派遣军统特务骚扰延安。其中，发生在1943年6月的刺杀案件尤其凶险，毛主席本人都险些成为受害目标。   1943年6月，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的旅长田守尧向延安方面递交申请，声称自己从抗战前线一路来到后方延安，希望能够面见毛主席。   田守尧原本是驻扎在盐阜根据地的抗战将士，因为表现突出得到党组织的重视。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邀请包括田守尧在内的一批盐阜根据地将士前往延安，在中央党校接受深造的同时接受毛主席的面见表彰。   当时正值多事之秋，1942年连续发生的两次特务潜入事件让延安方面相当谨慎，任何面见毛主席本人的申请都必须经过层层审核。田守尧的面见行为同样也不例外，不过这一次，陈泊亲自接手了对他的审查工作。   按照常规流程，陈泊首先向中央军委保卫部核实了田守尧的身份。   田守尧自称3月中旬从华中地区出发，辗转到达晋西北。由于介绍信在渤海战役当中丢失，田守尧选择在晋西北兵站向中央军委发送电报表明身份，随后由晋西北进入延安。乍看上去整个行程除却耗时过长之外，并没有其余的不合理之处。   但是多年从事办案工作的陈泊却隐约产生了怀疑。从华中地区到延安的行程满打满算一月已经绰绰有余，三月的归期实在是令人不得不多做遐想。况且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介绍信可以算作是唯一的身份证明，弄丢实在是不应该。   陈泊于是致电晋西北的兵站，准备再次核实田守尧的说法。   然而晋西北方面却给出了和田守尧截然不同的答复。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均表示，进出人员管理上没有出现过田守尧的名字，也并没有什么盐阜根据地的人来到晋西北的记录。   得到线索的陈泊已经基本可以断定大有问题，于是立刻展开对田守尧的进一步审查。为了不打草惊蛇，陈泊派人悄悄搜查了田守尧的随身行李，希望能够发现田守尧的其他信息，结果居然在其中发现了一把消音手枪。   已经拥有丰富经验的陈泊意识到，此次可能是一次针对毛主席的刺杀活动。他立刻将田守尧的情况汇报给保安部长钱益民，得到许可之后正式开始了对田守尧的讯问。经过一番心理工作，田守尧终于败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   原来来到延安的田守尧并不是真正的田守尧本人，而是一名国民党军统特务。   “田守尧”交代，真正的田守尧本人于1943年3月从盐阜出发前往延安，同行的有一支大约五十人左右的队伍。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以及接受毛主席的当面表彰，因此随行的军事装备主要从简。   田守尧等人原计划从阜宁走盐河，但是当时日军正在大肆侵犯江淮地区，原本的水路交通被日军封锁，于是一行人被迫改道黄海。   3月16日，田守尧等人伪装成商船出发。但是在次日凌晨，他们的船只便被日军的巡逻舰对发现。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但是田守尧等人由于军事装备的落后，最终没有能够取得胜利。   田守尧本人在海战当中因为掩护战士牺牲，其余多人也因为海战负伤严重，不得不暂时进行修正，搁置了前往延安的计划。   海战发生的地点靠近国民党汪伪政府的管辖区。在得知新四军和日军发生战斗之后，军统便决定利用信息差，通过伪造牺牲战士身份的方式进入延安，从而实施自己的破坏计划。在耗时数月后，军统最终选择田守尧作为伪装的身份。   得知消息的延安高层相当愤怒。他们惋惜于一位抗日英雄的牺牲，又愤慨于国民党居然不惜抹黑同胞来制造内乱。经过简单的讨论后，延安方面认为不能够再对国民党的无耻行径姑息养奸。   1943年7月，刘少奇代表延安方面发出声明，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径。此事的曝光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一片哗然，戴笠也不得不为此解散了军统内部的“汉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