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可能有些人不认识他，其实他是个教条主义的头目。他的团队里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当初都是跟他混的。博古算是他在国内的代表，其他的人也都跟着他。王明年轻时没怎么搞过革命，就在莫斯科读书。但他读书厉害，老师们都很喜欢他。 1925年，王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被选派前往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深造。那时，中山大学的教学阵容中，有一位24岁的俄籍副校长米夫，其学识与影响力为人所称道。王明在米夫的课堂上表现出色，不仅以其卓越的记忆力获得了教师的青睐，更因其清秀的外表和聪明才智得到了特别关注。 1927年，米夫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担任代表。王明则以翻译的身份伴随米夫一同回国，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回到莫斯科后，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党支部中逐渐显露头角。当时，学校的书记和校长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王明机敏地向米夫提出了一项建议，即支持书记反对校长。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最终不仅帮助书记，还成功取代了校长的位置。 此后，米夫的事业持续上升，他不仅成为中山大学校长，还被提拔为共产国际的执委，负责东方部的工作，这让他直接影响到了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的共产党活动。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很快控制了中山大学的党支部，成为了著名的“28个半”领导群体中的一员。 与此同时，另一位革命者张国焘的经历则更为曲折。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张国焘出身于官绅家庭，早年也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然而，1924年，他在被捕后竟出卖了自己的导师李大钊，这一行为在后来的档案中被揭露。 1930年是王明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李立三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战略失败，受到了东方部的严厉批评。王明抓住这一机会，公开反对李立三的策略，与他的导师米夫站在同一阵线上。 1930年12月，米夫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代理书记。不久后，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迅速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并在一个月后晋升为常委。这一系列的快速晋升，使得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力大增，他背后的共产国际力量成为了他不容忽视的政治资本。 王明的崛起对张国焘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张国焘早些时候已经返回国内，当他看到王明的迅猛发展时，意识到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政治策略。尽管他曾在莫斯科与王明有过不愉快的过往，但在党内权力结构变动面前，张国焘选择了策略性的服软，甚至对王明进行了公开的吹捧，以保其政治生存。 尽管王明对张国焘仍持有轻视的态度，但也利用张国焘的地位，任命他为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及军委会主席，从而安抚张国焘同时保持了对他的控制。 然而，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王明感到局势危险，决定将权力转移给博古，自己则前往苏联避险。而在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利用自己的地位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尽管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权力日益增强，但其后的独立中央的尝试却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含泪回到延安。 在延安，尽管对张国焘的批评声浪高涨，但毛泽东采取了相对宽容的策略，只要求张国焘交代错误。尽管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批评，但实际上他仍未彻底服软。 1937年，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逐渐公开化，张国焘与王明之间的矛盾更是尖锐。11月，王明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回到了延安。 王明回到延安后，其影响力明显。他到达的第一项行动就是要求换取张国焘所居住的窑洞，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搬至山下的另一窑洞。 王明的打压并未止步。他向张国焘传达了关于李特和黄超的命运：两人因涉嫌托洛茨基主义活动而被处决。这一消息对张国焘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因为李黄二人不仅是他的得力助手，也是他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支持者。失去了李特和黄超这样的支援，张国焘在党内的立场更加岌岌可危。 随后，王明对张国焘提出了严厉的要求，他必须深刻检讨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一系列事件使张国焘感到极大的心理压力和不安，他的警卫员何福圣曾形容这段时间的张国焘“像丢了魂一样”。 此后，王明又将张国焘的另一位亲信俞秀松送往莫斯科，最终俞秀松在苏联被处决的消息传回延安，更是加剧了张国焘的恐惧和绝望。在经历了连串的打击和心理战后，张国焘最终在前往祭祀黄帝陵的途中，借机叛逃，这一行为是他对当前形势的彻底绝望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恐惧。 与此同时，王明的命运亦步入低谷。1938年，他未能巩固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反而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出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至1942年延安整风时，王明的政治路线受到严厉批判，其政治生涯陷入低潮。解放后，王明选择前往苏联治疗，期间化名撰写了一些文章，这些行为更是显得他的政治生涯走向尽头，最终在异国他乡以一个备受争议的身份结束生命。 来自 于俊道. 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M].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