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国史，觉得最惨烈的那一页，是当袁崇焕以“卖国”罪被判凌迟，手下买通狱卒送去鸦片以减轻刑痛时，他拒绝了。生命之哀，莫大于心死，袁崇焕当时得有多绝望多悲愤，可以想象又难以想象。   我个人一直觉得，袁崇焕是我广东历史上头号志士，也是最悲情的那一位。每每想及，都会隐隐不安。冤，没有比他更冤的了；壮烈，也没有比他更壮烈的了。甚至论滑稽度，都没有比他这个事更具讽刺性的了：这么一起显而易见的冤案，最终能够“平反”，居然还靠他曾誓死抵抗过的雠敌——他遭受公开凌迟死后100多年，大清乾隆亲自下诏，为其正式昭雪。他竭尽忠心的朝如此恨他，搏命庇护的民也真“啖其肉，饮其血，抽其筋，挫骨扬灰”，反倒对手还能尊重他、理解他。袁崇焕在地下也是不会安宁的。人类数千年历史，也罕有比这更具悲怆+狗血+狰狞的一幕了。   袁崇焕最大的悲剧，其实是所托非人，碰上了表面勤政且绝顶聪明，但实为真正“亡国之君”的那位主子。而且即便越到后来，他自己也越看明白了这一点，可依然没有办法可供选择，这种悲催程度可说将“希腊悲剧”都衬托得无比轻飘飘。都说崇祯是中了伎俩拙劣的“反间计”，现在可知实情大概并非如此。因为当初袁崇焕这个案子，从其入狱到处死，中间足足隔了10个月之久，即便起初中了圈套，实际也早反应过来了。更别说，中间还有很多讯息一直在削弱袁的通敌嫌疑，还有不少关系人在疏通解释，以崇祯智商岂会如此长时间还理清不过来？他显然还是“嘴硬”，不肯丝毫认错，寸步不让。   比较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崇祯精神已经不大正常，需要靠滥杀大臣来纾解心中的焦虑与恐惧，甚至都毫不顾虑“大明江山将往何处去”的后果。对他来说，单纯的一个面子问题，或许都远远比死一个“袁大督军”都重要得多。当此之时，一代英雄袁崇焕，不过就是他缓解压力的工具人而已。袁崇焕死前拒绝吃任何止疼药，也不做任何抗辩，到了刑场之上遭受千刀万剐直到就剩下一副骨架一口气时也咬牙一声不吭，固然可证他是史上最彪悍的那种汉子，但也能说明他是真看透了时局，更看透了崇祯这个人。只可惜，袁崇焕在狱中，到底何思何虑，他自己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也许，当日徘徊大牢中他，心境和谭嗣同们一样，始终坚信：眼下那个时代完全丧失理智，根本不足与辩，所以不如沉默以对，而历史终有一天会还他清白，还他正义？   一个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之人杰，就这样毫无意义地，还无比屈辱地惨死在了一个昏君手上。崇祯死时，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在准备着如何向新主子献媚，也就一个太监王朝恩愿意陪死，能众叛亲离到这份上且至死不悟的君王，中国史上也未见有第二人。读明史，很多人总觉得明臣无耻，可只要多看历史的“合订本”，大概能多一点同情之论吧！我几月前分别参读了苗棣、樊树志、陈梧桐这三位学者的《崇祯传》，深信崇祯就是彻头彻尾的亡国之主。实际上，明朝直到灭亡的那一刻，朝廷内外都不缺忠臣，也不缺治国有方蹇谔匪躬的贤臣，骁勇善战视死如归的良将照样所在多有，自诩“中兴之主”的崇祯却失明不能用，用得不顺手就滥杀，换来一根带子的结局不是很正常么？这种君王，靠勤俭是毫无意义的，唯一的用途就是可以麻痹后世糊涂史家。   至于后世包括今人，总要“痛心疾首”去批判当时抢夺血肉吞食的民众，认定他们如何如何“愚昧”，我倒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揆诸当时情景，普通民众又没有“开天眼”，如何能分别袁崇焕的是非忠逆，出于朴素的正义感，去疯抢啖食“奸人”血肉，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从这一点来说，彼时法场上的民众一样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完全不知情，他们也没有责任与能力去“知情”。即便是袁崇焕自己，忍受无比的痛苦，眼见自己拼死保护的百姓如此时，也没有任何责怪表示，我相信他是明白其中道理的。冤有头债有主，他不会怨恨场下的这些“芸芸众生”，晓得罪不在他们，愚也不在他们，狠更不在他们。我想，袁崇焕悲剧带给我们这些后世“百姓”最重要的一个认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常识：我们作为时代局中人，实际并无充分理性与条件去辨别某些人与事的是非善恶，即便舆论汹汹，“公认”如何如何，实际都不靠谱。这就是所谓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虽然但是，袁崇焕这个事件，留给历史的，也不是只有战栗，自然有令人无比欣慰的一面。史载，当袁崇焕下狱时，一介布衣程本直，北京人，曾在袁崇焕帐前效力，他怎么都不相信袁督军是变节者，多方奔走营救，上书愿意代死，在这一切都无果后，他大概也对那个社会彻底绝望了，愿意与袁崇焕同死，崇祯则“大方”成全了他。这样的义士，中国史上一直都代不绝人的，他们这类“小人物”的存在，仿佛是荒寒夜晚中那一抹微黯的星光，是酷冷的冬日里那一缕熹微的暖阳，似乎突兀且毫无意义，但会让人们对人性对社会，都不至于太过绝望。   据说，程本直赴死前，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给他墓碑刻上两行：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拢共10个字，不知几人能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