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埃及空军嫌弃中国歼-6落后，不愿给钱，僵持不下之际，团长刘国民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1979年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面临着内部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挑战。国防工业尤其需要创新和资金的注入。那个时候的空军装备，主要包括落后西方一两代的歼-6和歼-7战机。在中国的历史上，埃及是最早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之一，两国关系基础良好。埃及方面，自1952年军官自由组织的政变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共和国多次与中国交流互访，两国关系日渐亲密。 1979年，中国与埃及之间的军售谈判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在埃及的首都开罗，面对的是一场外交和技术的双重考验。埃及军方对中国的歼-6战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也难掩对其性能的疑虑。刘国民团长，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外交官，带领着中国代表团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展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展示和谈判。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团长刘国民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策略。首先，他安排了一场歼-6战机的飞行演示，以直观地展现战机的性能。在开罗以南的一个军用机场，中国飞行员在埃及军方官员的注视下，驾驶歼-6进行了一系列高难度飞行动作，包括高速俯冲、紧急爬升和复杂的机动操作。阳光照耀下的飞机在蓝天中划出一道道精准的轨迹，引来阵阵掌声。 接下来，刘国民和他的团队与埃及军方的技术专家进行了详尽的技术交流。在一间装饰简朴的会议室里，中方技术人员用图表和数据详细说明了歼-6的技术规格和战斗能力，力图消除埃及方面对战机性能的疑虑。每一次的数据比对和性能分析，都是为了在这场技术与信任的拉锯战中赢得一分。 但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埃及方面虽然对歼-6的性能印象深刻，但在价格和性能比上仍有保留。某一次会议上，埃及代表提出了对比西方同类战机性能的要求，这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中方代表团不得不再次调整策略，准备了更多详细的性能对比资料，并提出了更为灵活的支付方案，试图在维持交易价值的同时满足埃及的支付能力。 在紧张的谈判和多轮技术评估之后，团长刘国民发现，仅凭技术和性能的展示难以彻底打动埃及方面。他决定利用中埃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进行直接的外交斡旋。通过中国驻埃及大使的安排，刘国民获得了与埃及副总理图哈米的私人会面机会。 会面在图哈米的官邸进行，这是一栋典型的中东风格建筑，院内种满了棕榈树，环境幽静。刘国民团长步入这座官邸，他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这次的会晤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可能会决定这次军售谈判的成败。他被引导至一间宽敞的会议室，房间内部装饰典雅，墙上挂着精美的阿拉伯风格挂毯和一些古埃及艺术作品，每一件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 图哈米副总理已经在那里等候，他身穿传统的长袍，面带微笑地迎接刘国民。两人的握手不仅是礼貌的交流，更是各自代表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体现。刘国民不失时机地向图哈米展示了中国对埃及的特别关注以及对未来合作的真诚期待。 随后，刘国民详细介绍了歼-6战机的性能改进计划及中国对埃及未来技术支持的承诺。他拿出了一份详尽的技术文件，其中包含了歼-6战机的改进细节、性能参数和未来的升级潜力。刘国民的话语中充满了信心，他详细解释每一个技术参数，力图使埃及方面感受到歼-6战机不仅仅是一款战斗机，更是中国航空工业实力的象征。 正当会谈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刘国民收到了紧急通知：埃及军方对歼-6战机的采购有所迟疑，主要是因为部分军方高层认为歼-6的技术与西方现代战机相比仍有差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刘国民意识到他需要更高层次的政治支持来推动这笔交易。 感谢天时地利，穆巴拉克副总统，一位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重要政治人物，恰好在此时介入。穆巴拉克在得知中埃军售谈判可能因技术和价格问题而陷入僵局时，立即召见了埃及军方和政府的高级官员进行协商。他亲自拨通了电话给埃及空军司令，强调中国战机除了性价比高外，中国还承诺将提供长期的技术支持和训练，这对埃及空军现代化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在穆巴拉克的强有力干预下，经过数小时激烈的讨论，埃及军方终于同意重新审视中国的提案。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埃及决定购买50架歼-6战机。这一决定不仅仅是基于战机的性能，更是基于对中埃友好关系和未来合作潜力的高度评价。 这次成功的军售交易为中国打开了国际军售市场的大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军事贸易中的地位。此外，这一交易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埃两国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在此后的几年中，埃及不仅继续购买了中国的歼-7战机，还引进了其他军事和民用技术，两国关系因此而日益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