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一村民向陈赓父亲发牢骚：“你儿子把我儿子给拐跑了”，谁料到，28年后，两个儿子竟然同时成开国大将！ 1910年代初，湖南湘乡的私塾内，9岁的陈赓和6岁的谭政初次相遇。 陈赓出身于一个武将世家，祖父陈益怀曾是湘军花翎副将，家族崇尚武艺，军人气氛浓厚，而谭政则来自书香门第，父亲谭润区希望儿子未来能成为一名教书先生。 尽管两家的背景截然不同，但两个少年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陈赓活泼开朗喜欢动手动脚，谭政则不爱说话，更擅长古文和诗词，陈赓常教谭政一些武术动作，谭政则用他擅长的学问帮助陈赓提高文化水平。 陈赓考入东山高级小学后，谭政非常羡慕，谭政渴望接受更好的教育，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未能如愿。 后来陈赓的家族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帮助谭政进入了东山学堂，而且谭政还与陈赓的妹妹陈秋葵结婚，成为了陈赓的妹夫。 谭润区一直希望谭政能成为一名教师，过上稳定而体面的生活，谭政也遵从了父亲的意愿，毕业后便开始了教学工作，但是他内心的从军梦想却一直未曾消退。 自从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后，谭政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希望能够参军，投身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去。 1927年，谭政终于下定决心辞去教师的工作，并偷偷给正在黄埔军校的陈赓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从军愿望，信中谭政十分恳切地希望陈赓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梦想。 然而谭政的决定并没有瞒过父亲谭润区，得知儿子打算参军的消息后，谭润区勃然大怒。 他认为是陈赓“带坏”了自己的儿子，气冲冲地去找陈赓的父亲陈绍纯理论。 谭润区指责陈赓将谭政从一条安稳的教师之路上“勾走”，而陈绍纯则冷静地劝解老友，希望他理解年轻人追求变革的心情。 这场争执是旧思想与新观念之间的直接冲突，谭润区代表了旧时代的乡绅阶层，他们对稳定、体面的职业有着执着的追求，而陈赓和谭政则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对军旅生涯充满向往。 最终在陈绍纯的劝解下，谭润区虽仍心有不满，但勉强同意了儿子的决定。 1927年2月，谭政如愿加入了国民革命军，被安排在第四军特务营第2连担任上士文书。 陈赓建议谭政先从文书做起，慢慢熟悉军队的运作流程，谭政也采纳了这一建议，踏上了自己日后为之奋斗终生的军旅生涯。 然而，命运却在这时给了谭政一次沉重的打击，谭政刚参军不久，妻子陈秋葵便因病去世。 由于当时通讯不便，谭政未能在妻子临终前赶回家，甚至未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 这个遗憾和愧疚深深刺痛了谭政的心，使他在军旅生涯中更加专注于工作，整整十几年都未再娶。 后来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爆发，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形势骤然恶化。 面对这场历史巨变，陈赓和谭政分别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陈赓选择参加南昌起义，投身武装革命，而谭政则跟随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 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谭政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开始了他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生涯。 此后，谭政逐渐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专注于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与陈赓在军事上的发展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在井冈山期间，谭政协助毛泽东进行思想宣传工作，负责起草各种报告，他特别重视军队内部的思想作风问题，推动了红军的政治建设。 1929年，谭政向毛泽东报告了红军内部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推动了古田会议的召开。 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的建军方向和原则，对红军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谭政也因此被任命为红22军的政治部主任，负责组织、思想和纪律建设工作。 长征期间，谭政担任红一师政治部主任，不仅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发起了“扫文盲”运动。 他意识到，提升红军战士的文化水平，对于增强军队的整体素质至关重要。 长征结束后，谭政随红军进入延安，在延安时期他撰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报告，帮助红军顺利从土地革命战争过渡到抗日战争。 他的报告受到了党内高度重视，并成为全军学习的重要指导文件。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再次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毛泽东甚至亲自与谭政长谈，称他是自己最重要的“臂膀”。 1955年9月27日，陈赓和谭政在同一天被授予了开国大将军衔。 这一刻，湘乡的老百姓为之欢欣鼓舞。多年后，谭家与陈家的故事成为了当地津津乐道的佳话。 陈赓与谭政从童年同窗到共同走上革命道路，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两人的家庭背景、性格和职业选择虽然不同，但他们始终彼此支持、互相影响。 正是这种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革命信仰，最终将他们带到了历史的巅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的佳话。

信息来源：湘潮2006-06-05——《谭政与陈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