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老红军只身来到北京，想找到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然而好不容易找到他时，对方却早已忘记了自己，于是，老红军灵机一动，喊了句：“我是3号花机关呀。” 1934年，中央红军面临着严峻的战局。在多次的反围剿战斗中，由于经验不足，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了重大挫折，最终被迫撤离了根据地井冈山。 他们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前行，不仅要应对自然的严酷考验，如穿越雪山和草地，还要时刻警惕国民党的追击。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共发动了380余次大小战役，占领了700多座县城，有效地击溃了数百个国民党团。 然而，长征的胜利并非没有代价。在长征途中，红军失去了许多宝贵的生命，其中包括430名年轻的干部，他们的平均年龄仅为20多岁。这些热血青年的牺牲，成为了红军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红军战士因病、饥饿或突发情况而无法跟随部队前进，有的甚至不得不隐姓埋名，流落异地。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那些在长征路上失散的老红军，国家从未忘记他们的贡献。1986年，国家民政局开始组织寻找这些失散的老红军。经过详尽的卷宗调查和实地走访，一批又一批的老红军被重新找到，并根据政策给予了相应的补贴和认证。 在江西某县，一场特别的纪念仪式被举行，以表彰这些年高德劭的老红军。在仪式上，数十位老红军被邀请到场，尽管年岁已高，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军人的挺拔。仪式中，当一位领导人邀请他们上台领取红军证书时，一名老红军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红军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无论他们是否曾经失散。这一观点得到了在场领导的理解和尊重，仪式随即以更加庄重和尊严的方式继续进行。 在这些老红军中，肖成佳是一位特别的人物。当他接过红军证书，激动的泪水在他的脸颊上滑落。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纸证明，而是对他青春岁月和牺牲的肯定。 1979年，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他的名字叫肖成佳。此行的目的，是寻找一位阔别多年的老首长——黄火青。他手中紧握着一张泛黄的纸，上面写着当年他们一起唱过的军歌歌词，这是他唯一的凭据。 抵达北京后，他辗转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前。面对门口的武警，他恳切地说明来意，希望能够见到黄火青。然而，门卫对这位陌生的老人充满疑虑，只是礼貌地劝他离开。就在此时，一辆公务车辆驶入大门。肖成佳认出，那正是他要找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前，拦在车前。 黄火青从车内走出，注视着眼前的陌生面孔，一时之间未能认出。肖成佳从口袋里取出那张纸，轻声唱起了当年的军歌。熟悉的旋律唤醒了黄火青的记忆，他终于认出了这位昔日的部下，两人紧紧握手，百感交集。 1928年，年仅12岁的肖成佳，在江西吉安地区，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了红军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由于他勤奋认真，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 三年后，15岁的他被选拔进入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由于文化水平较高，他被安排到政治宣传部门工作，先后在第五军和第九军担任宣传队长。他带领队员们创作标语、编写歌谣，为部队鼓舞士气。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在艰苦的征途中，肖成佳始终坚守岗位，用宣传鼓舞战士们的斗志。一次，部队收到敌军从侧翼逼近的情报。由于主力部队已在前线作战，留守的只有警卫排和宣传部。领导决定让他带领警卫排前往阻击。肖成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迅速组织人员在敌军必经之路设下埋伏。战斗打响后，敌军措手不及，被迫撤退。 1935年，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肖成佳被任命为政治部青年科科长，随后被派往西路军，继续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在西征途中，部队与国民党马家军发生激战。由于敌我实力悬殊，西路军损失惨重。肖成佳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弹片击中多处。幸亏卫生员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救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伤势未愈，肖成佳随野战医院转移。不幸的是，途中遭遇敌军包围。他因为年纪轻、体型瘦小，被敌军误认为是少年。敌人将他遣返回江西泰和的家乡，伤愈后又被关押在当地的反动民团监狱。家人得知后，变卖家产，将他救出。从此，肖成佳与红军部队失去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肖成佳得知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然而由于多年未能联系上部队，他的红军身份无法得到确认。他多次前往当地政府说明情况，但缺乏证据，身份无法得到认可。工作人员建议他找到当年的领导，获取证明。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收音机中听到了黄火青的名字，得知他已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是，他决定前往北京，寻找这位老首长，希望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 1979年，肖成佳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前见到了黄火青。两人相见，感慨万千。黄火青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听完后立即为他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帮助他恢复了红军身份。临别时，黄火青还给予了他经济上的资助，表达了对这位老部下的关怀。 拿着这份珍贵的证明，肖成佳回到了家乡，终于得以重新确认自己的革命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