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的大智慧，深谋远虑而不锋芒毕露。 在隋末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隋王朝内部已经分崩离析，很多地方实力派乘机割据一方，称王称帝。李渊虽然野心勃勃，想要取隋炀帝而代之，但却不露声色，表面上还坚持与隋炀帝保持君臣关系。他不像薛举、李轨那样，割据一方，匆忙称帝；也不像刘武周、梁师都那样，依靠突厥，屡次举兵南下，以攻为守，巩固自己的地盘。 和农民起义军比较，既不像窦建德那样，仅占据河北一带，不再进取，发展力量；也不像瓦岗军那样，与隋军激战于中原，强攻东都，最后与隋军两败俱伤。更不像萧铣那样，信安于长江中游，不敢问鼎中原；又不像王世充那样，既无雄心大志，又被瓦岗军围困于洛阳，不能向四周发展。 他避开强大农民军的锋芒，运用以战求和的手段，既取得了突厥的支持，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也不让突厥大军南下；以免使自己受制于突厥，不便按照自己的愿望行动。他认为长安是隋的都城，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关中的农民起义军分散，而且力量不强，隋军在关中的力量也较薄弱。因此，他从太原起兵，长驱南下，直到长安。在进军途中，他妥善地处理了和李密的关系。例如，李密杀了翟让以后，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要李渊尊他为盟主，共同推翻隋朝。李渊抓住了李密的弱点，用“卑辞推奖以骄其志”的手段，麻痹李密，松懈其斗志，使其牵制东都的隋军，以便自己顺利向长安进军，以收渔人之利。 到了长安，立隋代王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实际上这是在为做皇帝进行准备。但是，他又不立即做皇帝，而是在隋炀帝被宇文化及缢杀以后，又在群僚们的督促之下才登上皇帝的宝座。显然，这比宇文化及于穷途末路称帝，王世充直接逼越王侗让位称帝都高明得多。一来，他不像字文化及那样落个篡权弑君的罪名，也不同于杨玄感、李密，被视为背君之逆臣，而是名正言顺地做了皇帝。只有政治眼光远大的人才能如此名利双收。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称王称帝者不少，但最有能力成为全中国的皇帝者，只有唐高祖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