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初，奉军占领上海、南京后，张作霖志得意满的说：“三五年以内，只有我打人，没人敢打我。” 1925年10月18日，奉系在江苏的统治轰然倒塌。杨宇霆仓皇逃离南京，狼狈不堪地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江苏军务督办，如今沦为丧家之犬，狼狈逃窜。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奉系在江苏的溃败？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 1925年初，奉军势如破竹，连下上海、南京等地。张作霖春风得意，豪言壮语："三五年内，只有我打人，没人敢打我。"这番话道出了奉系当时的狂妄自大。 在他看来。奉系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似乎已无人能挑战他们的地位。 张作霖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派邢士廉师进驻上海。表面上，奉系掌控了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但实际上却是危机四伏。奉军主力入关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杨宇霆到任江苏后，只有两个不满编的师可供调遣，远不足以稳固局势。 更为致命的是，杨宇霆的傲慢和短视。他一到任就对原直系军官疾言厉色，甚至对军务帮办陈调元百般刁难。这种行为激起了江苏本地势力的强烈不满，为日后的反叛埋下了祸根。 与此同时，控制浙江的孙传芳暗中积蓄力量。他一面向杨宇霆示好，一面加紧扩军备战。到1925年9月，孙传芳已拥有四个满编师和一个独立旅，实力大增。 杨宇霆沉浸在权力的幻象中，对周围的危险视而不见。即便有人密报陈调元频繁召集会议，他也不以为然："管他们呢，让捣鬼好了，谅也不敢做什么。"这种轻敌心理，最终酿成大祸。 10月10日，孙传芳以"秋操"为名，向松江、长兴两地集结兵力。五天后，孙军全线出击，打响了反奉战役。杨宇霆这才如梦初醒，慌忙向张作霖求援。张作霖指示杨宇霆先撤退到江北，等待援军。 然而，奉军的撤退演变成了一场溃逃。孙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轻易占领了上海、宜兴、苏州等地。10月18日，陈调元在南京发动政变，扣押了丁喜春等奉系军官。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宇霆借故离开会议，换上便装从后门逃走。当陈调元发觉上当派兵追捕时，杨宇霆已经乘火车逃离浦口。 这场政变，不仅暴露了奉系在江苏统治的脆弱性，也折射出张作霖决策的失误。他低估了孙传芳的实力，忽视了江苏本地势力的不满，更没有意识到奉军战线过长的危险。 张作霖的狂妄自大，不仅导致了江苏的失守，更为日后奉系的衰落埋下了伏笔。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天下无敌，却没有看到潜伏的危机。 这场政变之后，奉系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恢复到全盛时期的状态。更糟糕的是，这次失败动摇了奉系内部的团结，为日后郭松龄的叛变埋下了隐患。 张作霖的另一个致命错误，就是对郭松龄的处置。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本应得到重用。但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张学良的威信，故意冷落郭松龄，只给了他一个去日本观看军事演习的机会。 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郭松龄的自尊心，埋下了日后叛变的种子。更为讽刺的是，张作霖为了安抚郭松龄，反而将奉军最精锐的部队交给他指挥，这无异于为虎作伥。 随着北伐军的崛起，张作霖的战略眼光再次出现了致命失误。他低估了北伐军的实力，认为吴佩孚才是主要对手。当北伐军在两湖攻打吴佩孚时，张作霖不仅没有及时增援，反而趁机抢夺直军地盘。 这种短视的行为，导致老军阀被各个击破。当张作霖意识到北伐军的威胁时，为时已晚。奉军主力不得不撤回关外，守卫东三省。 在这个危急关头，日本人趁机要挟张作霖履行承诺。张作霖仍想用拖字诀应付，却没想到日本军人比外交官更加凶狠。他们利用张作霖回奉天心切的心理，在皇姑屯埋设炸药。 尽管有诸多不祥之兆，如铁路沿线日军突然戒严，日本外交官中途下车等，张作霖仍然选择乘坐火车返回。他自信日本不会对自己下手，这种自负最终害死了他。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皇姑屯被炸，这位叱咤风云的东北王就此陨落。他的死亡，标志着奉系时代的终结，也为中国近代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