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大授衔之前，彭老总跟陈赓两人却因为授衔的问题吵了起来，期间，彭德怀怒吼道：我可是国防部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自从1950年起，解放军干部部已明确提出研究军衔制度的准备工作，并计划在第二年执行。 然而，随着朝鲜内战的爆发和国内局势的紧张，此项工作不得不暂时搁置。 当时，中央军委需兼顾对朝鲜战事的研究与预防蒋介石的反攻行动，故军衔制的研究与实施工作遭到推迟。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将军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挥官，深感无军衔制度给指挥作战带来的诸多不便。 1951年国庆期间，彭将军特地向毛泽东主席发去电报，建议中国军队应实行军衔制，以便更有效地与其他军队交流与协作。 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归国后，彭将军便开始积极推动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在推进过程中，彭德怀虽支持军衔制，却也对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表示担忧。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续撤回国内。 次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全军范围内同时实施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及勋章奖章制度。 彭德怀特别关注的薪金制度问题，主要是因为长期实行的供给制无法有效解决军人的家庭经济问题。 1954年12月，彭德怀和朱德联合主持了一场持续55天的高级军事干部会议，重点讨论了这些改革方案。 会议后，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开始。彭德怀与罗荣桓肩负起这一历史任务，1955年8月，他们向全军下达了评定军衔的指示，标志着全军军衔评定工作的正式启动。 从会议结束之后，全军的军衔评定工作便开始了全面展开，持续到1955年才圆满结束。 彭德怀在监督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对包括自己侄子彭启超和自己的警卫员在内的军衔进行了调整。他决定降低侄子的军衔，而提升警卫员的军衔。 彭启超，参与了抗日战争并表现出色，自小兵晋升至营长，后被送至军工学校深造。 尽管按标准他有资格获得上尉军衔，但学习成绩不佳的他，被彭德怀了解到后，决定只授予其中尉军衔。 彭启超对此感到不满，认为被刻意压低了军衔。但彭德怀坚持认为，在军队中，即使是自己的亲属也应严格按规章制度执行，强调军队的公平性和纪律性。 尽管学校和陈赓试图解释这是集体决定，彭德怀坚持认为，侄子的表现不足以匹配更高的军衔。 彭启超对军衔被压低一事感到非常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甚至怀疑自己是被特意打压。 在得知真相后，他对彭德怀表示了不满，但彭德怀耐心解释道，作为彭家的一员，彭启超应该展示出超越常人的努力和坚持。 彭启超虽然一度气愤，但在陈赓的劝解下最终理解了彭德怀的良苦用心，并为之前的行为向彭德怀道歉。 彭德怀的警卫员景希珍在军衔评定过程中也遇到了挑战。 景希珍自新中国成立后便参加了解放战争，并展现了出色的战斗表现，后因表现优异而被派往朝鲜战场担任彭德怀的警卫。 在军衔评定时，他与评定办公室人员产生了冲突，彭德怀了解到后，亲自介入，确保了景希珍的经历和贡献得到公正的评估，并最终为他争取到了应得的军衔。 景希珍对于军衔的重视不如彭德怀，但彭德怀坚持认为，应得的荣誉是对个人历史和贡献的正当认可。 数年后，景希珍在彭德怀去世后，肩负着护送其骨灰返回北京的重任。 1978年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景希珍正忙于准备前往北京参加已故老首长彭德怀的追悼会，这时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命令他将彭总的骨灰从四川带至北京，飞机已在双流机场待命。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他震惊不已，他从未预料到会承担这样的责任，尤其是在彭总逝世多年后。 景希珍当即赶往成都军区。面对彭总的骨灰盒，景希珍情绪激动，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与彭德怀共事的往事，感慨万千。 景希珍与彭德怀的关系始于1950年秋，当时他还是一名19岁的青年军官，从侦察参谋的岗位被突然调往北京。 出发前，军区参谋长交给他一封重要信件，要他交给北京的陈赓同志，并嘱咐他必须严格保密。 然而，因为严守秘密的指令，他在西安误下飞机，导致一系列的误解和误会，最终他在当地军方的帮助下乘火车抵达北京。 在北京不久，景希珍被告知前往朝鲜战场，他原以为会继续从事侦察参谋工作，未料被分配为彭德怀的警卫。 此消息让他既惊讶又紧张，因为彭德怀的大名如雷贯耳，他担心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能力是否能胜任这一重要角色。 初到朝鲜，景希珍被告知先不要见彭老总，这让他感到困惑不解。 几天后，在警卫员鄄友才的引领下，他第一次见到了彭德怀，只是简单的几个眼神交流就足以让景希珍感受到彭总的威严和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景希珍逐渐融入这个角色，彭德怀不仅是他的首长，也成了他的教导者。彭老总的幽默和随和，使得两人的关系逐渐深厚。 参考资料：张嘉升.无私大爱彭德怀[J].湘潮,2021,(02):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