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刘伯承为何没遭迫害？他幕后所做的事情，堪称军队定海神针

1916年，24岁的刘伯承率四川护国军讨袁，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英勇负伤，子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从此失去一只眼睛； 1923年他率讨贼军讨灭四川军阀杨森时，又在大足血战中右腿负伤，几乎致残；到晚年，青光眼等病魔缠身，使他备受折磨。

刘帅备受病残的折磨，即将降临的“文革”政治风暴更是无情地摧残着这位古稀老人。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被撤销，战略小组也徒有虚名，同其他许多部门一样，实际上停止了工作。

从此以后，刘伯承不再有实质性的工作可做，完全处于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把国防建设，部队的战略训练，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他以衰残多病的身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和支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的工作，耿耿忠心，一如往日。

这年秋，刘伯承不堪受城里住所周围造反声浪的干扰，搬到京郊西山住下。

不久，叶剑英和聂荣臻也搬到这里。陈毅、徐向前经常来看他们。

于是，五位元帅在西山时有会晤，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商讨保持军队稳定的办法。

一天，陈毅驱车来到这里，看望刘伯承。他一进书房，就向刘伯承亲切问候：“刘帅你好啊！”

刘伯承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和一本大字号的《参考消息》，笑着回答：“是陈老总来了，快坐！快坐！”

陈毅快走几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摇头，叹息道：“不行咯！这不，我刚想试着看看‘大参考’，用了放大镜，还是模模糊糊，啥子也看不清楚。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倒好，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往沙发上一坐，气冲冲地说。

刘伯承和陈毅是肝胆相照、无话不谈的挚友，早在1927年刘伯承就结识了陈毅这位四川洋学生。后来他们分别担任二野、三野的司令，又联手指挥震惊世界的淮海大战。

刘伯承最了解陈毅的豪爽性格，更明白陈毅说这句话的含义，便接过话题说：“眼不见心也烦嘞，我的耳朵还不聋哩，这也是怪事，眼睛不好，耳朵反倒灵敏起来。你听，又叫开了。”说着，他用手指了指东面的窗户。

原来，造反派的宣传车正在山下吼叫。

刘伯承恼火地接着说：“每天这个时候就来‘上课’。要不是山下有警卫，他们的大标语说不定会一直刷到山顶上。到天黑，北京大学的高音喇叭骂大街，这里听得清清楚楚。”

陈毅长叹一声说：“看来，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

“快讲讲，城里怎么样？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得了！还有贺胡子，你这两天见到他没有？少奇、小平同志也还好吗？……”刘伯承一下子提出了许多问题

陈毅告诉他：贺龙的日子很不好过，林彪、江青骂他“不是好人”，康生诬陷他搞“兵变”；刘少奇、邓小平的日子更是难过，林彪、江青已经给他们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大帽子。至于冲国防部大楼的事，等一会儿刘志坚来就清楚了。

这时，秘书进来向刘伯承报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以及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都来了。

在会客室里，陈毅对刘志坚大声招呼道：“志坚呐，冲国防部是怎么一回事啊？”

刘伯承也催促说：“是呀，现在恐怕只有你还有点发言权，快讲讲吧！”

刘志坚望着在座五位元帅焦急的面容，心里很是激动。他详细汇报了个别军队院校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制造事端的全过程。会客室里笼罩着一种令人压抑的沉闷空气。

这一年12月12日，突然传来了吴玉章逝世的消息。刘伯承听后万分悲痛。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也是刘伯承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两人是师生加战友的双重关系。

吴老的去世，对体弱多病的刘帅又是沉重的一击。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阴谋策划与指挥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一时间，“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在全国各地骤然刮起。

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刘伯承，又聚在一起谈到深夜。他们一致认为：军队决不能夺权，军队必须保持稳定。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应明

确规定不能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不准成立所谓的战斗组织等。最后，他们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条命令，呈送毛泽东审批。

1月28日，经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迅速传达到全军。

由此可见，刘伯承在1958年被打倒后，在1966年“战略顾问”的工作被停止后，他始终也是老帅们的“御用军事顾问”，大家有事儿都愿意找他商议，他也可以说是文革动荡时期里，军队稳定团结的定海神针。这就是他在文革时期，并未遭到迫害的原因之一。

2月中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碰头会上，与林彪、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把元帅们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

不久，聂荣臻病倒住进了医院。

正在医院治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已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

他紧紧地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他和聂帅同是四川人，早年同在上海，后转到中央苏区。长征时更是左右相伴，同率先遣队为红军杀开血路，为北上抗日作出重大贡献。建国后，聂帅在国防科技战线奋斗，功勋卓著。想到这些，刘帅感慨万千。良久，才说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

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却显得那么不平常。

事过19年后，聂荣臻回忆这一情景时还满怀感激地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啊！”

不久，由于眼疾加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刘伯承离开了政治热浪袭人的北京，前往济南治疗。周恩来的保护，是他在动荡岁月里，并未遭到多少冲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后来济南社会秩序混乱，住得很不安宁，又转赴南京、上海治疗。

治疗期间，刘伯承常常对前来看望的部队领导干部说，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一定要防止过火行动，内部要团结，不要出乱子，他还用历史上内忧外患的事例反复强调：内忧与外患总是联系着的，没有内忧，必无外患；如有内忧，终有外患。最要紧的是内部要团结一致，时刻警惕敌人钻空子，在混乱中搞垮我们。

1969年10月18日，林彪以备战为名发出“第一号令”，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老同志强行送到外地。刘伯承被疏散到武汉。

10月20日，刘伯承处理了文件资料后始去武汉转赴上海。在上海，他继续治疗视力极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与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址设在高等军事学院。

得知这个消息后，刘伯承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册军事理论教材书籍，送给军政大学图书馆。他对前去探望他的军政大学校长萧克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些教材和书籍留给你们，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

“9·13”事件以后，中共中央撤销了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这时，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能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病残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他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他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刘伯承呈送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材料，包括他对军事训练、院校建设、参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对海空边防建设、国防战备工事构筑，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建议。这些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和经验之谈，是刘伯承60年军事生涯的结晶，也是他向党、向人民所做出的最后一次贡献。

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将刘伯承自1960年以来的讲话汇集起来，印发军委各总部、北京军区及各有关部门参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