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的儿子万伯翱说：“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父亲绝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还在提倡‘农业学大寨'，父亲却想，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学不起啊。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会议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是不去，叫下属去，万里还交代：“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 不久，全国各地对安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有人说：“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也有人告诉万里，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群众拿着报纸来找父亲，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就挨批吧。安徽那时被批了两年多，最终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才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万伯翱回忆，“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小岗村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安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无疑给了万里巨大的鼓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安徽农村就试行过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责任田”办法，这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经济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责任田”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市场供应迅速好转，城乡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称赞其为“救命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责任田”最终被扼杀，但安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却无法被扼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重新焕发光彩。 1979年3月中旬的一个晴朗日子，王郁昭陪伴着万里，踏上了前往安来县城东郊的探访之旅，他们的目的地是一户姓唐的农家。当一行人踏入那方小小的院落，映入眼帘的是几分地上郁郁葱葱的大蒜苗，它们紧密相依，绿得发亮。万里不禁好奇地问道：“大蒜种得如此密集，能长出硕大的蒜头来吗？”队长闻言，笑着回应：“我盼着这片大蒜能给我换回一二百块钱呢。您瞧，这蒜地可是个三宝地，从现在起就能间苗卖青蒜，一小把（十棵）城里能卖二三毛钱；再过阵子，蒜薹也能上市，一斤能卖一两块钱；最后才是收大蒜头。” 万里听后，连连点头，并转身对王郁昭和随行人员感慨道：“你们看，中国的农民真是智慧无穷，他们凭借几千年的农耕经验，如果我们能把这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中国的农业何愁不兴旺发达？”这样的话语，无论是在省委会议的庄重场合，还是在他担任中央领导人期间，万里都曾多次提及，以此来强调农民的智慧与农业的重要性。 在与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的交谈中，万里深思熟虑地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农民该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要插手，而且是从上到下，管得细致入微。可我们真的懂吗？真的了解实际情况吗？我们这样能管好吗？因此，我提出了自主权的问题，这绝非小事，实质上是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想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横征暴敛，但至少不干涉农民种什么；而我们呢，农民种什么、怎么种，甚至生产出来的产品怎么分配，吃多少口粮，都要拿到省委会上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全被我们包办了，农民还剩什么权利？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结果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何其惨痛！然而，我们却没有深刻反思，没有好好总结。” 80年代中后期，由于一些因素的干扰，联产承包责任制尚未完全稳定下来，农民深感不安。为此，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再次重申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的政策，稳定了民心。十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决定，将农民承包地的期限由15年延长至30年。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明确宣布，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将长期不变。1999年，这项长期不变的政策被正式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家庭承包制解放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乡镇企业的兴起为这些劳动力的就近转移提供了途径。然而，乡镇企业在地区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 在一定时期内，乡镇企业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周围得到发展。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不仅迅速解决了本地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现象，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新需求。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乡镇企业薄弱，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因此，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勇敢地离开了家乡，踏上了打工的艰辛旅程。他们不仅在本县、本地区、本省流动，还跨省、跨区，前往东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最终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工潮”。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提出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加强服务”的十六字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