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莲说：“当时有人批评陈永贵老书记为造农田，乱砍树，其实有失公允。”1965年5月 21日， 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去大寨， 看到大寨虎头山上树少， 曾当面建议陈永贵向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学习，多种树。陈永贵是十分尊敬周总理的，在植树造林上一直是在执行周总理指示的， 从不打折扣。他把县里的干部都动员起来，去帮大寨植树，“大虎牧场 ” 以下到山腰中间一大片原来瘠薄的耕地都退耕还林了，全村一共退耕还林 300多亩。对大寨来说，是个不小的数量呢！ 陈永贵在大寨绝不是一个乱砍树的人。 大寨没有川地，陈永贵很会种地，费了很大劲，在山腰下的人造小平原上种小麦，亩产也不高，每个社员当时一年能分到50斤小麦，这比过去提高得多了（ 太行山里不少村一人一年只能分 20斤小麦）。50斤小麦才能磨 40多斤白面， 大寨人只能省着在过年过节时吃，或待客。在这种政策下，“大虎牧场 ”那几个人想多吃点白面，就自己动手在那片荒山上开垦地，种了点小麦收获甚微。现在改革了，大寨人能到市场上去任意买白面， 还会发那个傻劲在那的地上种小麦吗？ 不会了。 农业学大寨曾是一个时代的回忆。 1964年3月的一个春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在邯郸静静停泊的专列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特别强调了大寨大队如何以自力更生的精神，书写着生产建设的辉煌篇章。这场“邯郸汇报”，如同一股清新的春风，吹遍了主席的心田。 毛泽东称赞：“大寨，这是一面高高飘扬的红旗！你们都要向它学习，没有大寨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农业的发展是难以跨越难关的。”这番话，为大寨日后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璀璨的明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5月，在一次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汇报会上，毛泽东的话语掷地有声：“我们要精心耕作那16亿亩土地，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出4亿多亩的稳产、高产农田。点面结合，这是正确的道路。自力更生，就像大寨那样，他们既不向国家伸手借钱，也不向国家索要物资。”后多次强调：“农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大寨精神，在于自力更生。” 小岗在改革开放后横空出世。 时间来到了1978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让农村陷入了饥荒的困境。小岗村的村民们被逼无奈，只得铤而走险，走上了“分田单干”的道路。他们的做法可以用一句简洁的顺口溜来概括：“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清晰的责、权、利划分，立刻激发了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男女老幼齐上阵，田野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这个秘密被18户农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然而，到了春天，那长势喜人的秧苗却成了“泄密者”。在那个时代，连包产到组都备受争议，更何况是分田到户呢？小岗村的村民们心中充满了忐忑。同样紧张的还有基层领导干部，如果他们的辖区里出现了这样的错误，那将是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 1979年4月的一个下午，听到风声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决定亲自来到小岗村一探究竟。当他看到那片像棋盘般整齐的花生地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是传统的“大呼隆”式劳动，绝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时任凤阳县委办公室秘书的陈怀仁，对当时陈庭元探查小岗村的场景记忆犹新。他描述道：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妇在地里干活，陈庭元走到他们跟前问道：“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干活呢？看样子你们是分到户干的吧？”那两口子一下子愣住了，说不出话来。僵持了一会儿后，陈庭元笑着说道：“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生产队今天都赶集去了，就剩你们两口子干活了。”其实这个时候，陈庭元已经心知肚明。 关于小岗村18户农民密谋包干到户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但除了那份著名的承诺书之外，对那一过程的详细描述并不多见。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细节大多数还是基于当事人的回忆而演绎出来的。1984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记述了小岗村偷偷实行包干到户的故事。但即便是当事人的回忆有时也并非完全准确。比如这18户农民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秘密开的会，当年的参与者事后并没有能够给出具体的日期和时间，只知道那个时候大多数农民应该已经从外地回来准备过年。 这说明开会的时间应该是在1979年春节前后。也有的资料上说是1978年11月至12月间。如果是这个时间那正好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