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确定了引洮河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就是“引洮工程”。耗时两年半，投入1.6亿元，耗费民工6000万个工作日，结果却一亩地都没浇水，为啥？ 吃水难，用水难。这是60年代陕甘宁地区的常态。   这里，年均降雨量不足4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多毫米。春夏之际，小麦苗儿渴望着甘露，却只能在干裂的土地上无助地挣扎。村民们望着空空如也的河道，脸上写满了无奈。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有一个叫董志塬的地方。尽管这里土地肥沃，号称"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塬边"，但缺水却成了横亘在这里农业发展面前的一道天堑。   当地百姓世代以水窖蓄水为生。每逢雨季，他们就在家中挖上一两口水窖，将雨水积存起来，以备农田灌溉和生活所需。   水窖深几米，坑底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每口水窖可存5至10立方米的水。久而久之，当地人论及一个家庭是否殷实，看的不是粮仓里的余粮，而是水窖里的蓄水。   但即便有水窖，人们的生活也并不宽裕。常年的干旱让庄稼歉收，许多人家仍然捉襟见肘，食不果腹。每年入冬前，总有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外地讨生活。   1958年初春，新调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带着中央的嘱托来到这片土地。为改变当地的贫穷落后面貌，他决心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有一番大作为。   在对陇中陇东地区的考察中，张仲良来到了董志塬。他与农民交谈，倾听他们对改变现状、过上好日子的期盼。   一位老农握着他的手，眼含热泪:"书记啊，我们这里啥都好，就是苦了没水啊!您可一定要想想办法啊!"   一趟考察，让张仲良看到了希望。他暗下决心:引水，是最根本的出路!   洮河，发源于青海省，是黄河上游的第一大支流。它流经甘肃中部地区，但一直没有被充分利用。张仲良与专家反复研究后认为，将洮河水引到董志塬，是彻底改变当地缺水状况的治本之策。   1958年2月11日，甘肃省委正式通过"引洮工程"计划:拟从洮河干流引水150立方米/秒，经过数百公里，最终到达董志塬。   计划灌溉面积1500万亩，建两座大型水库，总干渠水面宽40米，大型船舶可通行其上。落差发电，建几十座水电站，装机34万千瓦。   "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宏伟的愿景，点燃了数百万陇原儿女的热情。各地民工纷纷响应号召，奔赴工地。在"水不上山不回家"的承诺中，十多万建设大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战。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引洮工程"从设计到施工，问题重重。   急于求成的指挥部，采取了"三边"和"三分段"的冒进策略。勘测、设计、施工同步进行，长达数百公里的工程被切割成无数小段，各自为战。   没有通盘规划，设计随意更改。为避免隧洞施工，工程不得不绕道数十公里，遇到绝壁悬崖就地掘进，最深处达200多米。   数千民工在崖头上苦干数月，连个影子都看不见。眼看进度受阻，又不得不弃之采取隧洞。   技术人员捉襟见肘，关键问题无法攻克。边坡稳定、滑坡、渗漏……一个个棘手的难题，成了工程的"拦路虎"。有的已完工段，年久失修，坍塌殆尽。   为了完成任务，各级干部使出浑身解数，"人海战术"被推向极致。动员催征，强令民工"上阵"，施工高峰时竟达16万人。   可质量却无法保障，安全事故频发。有的工地，饿死累死现象屡见不鲜。   1960年底，历经两年半的艰苦奋战，工程进度仅完成计划的8%，投入1.6亿元，耗费民工6000万个工作日。而应有的效益，却是"一亩地也没有浇上"。   面对接连不断的问题，张仲良一度陷入两难:要么坚持错误决策，要么承认失败教训。他选择了前者。   在一次会议上，面对质疑，张仲良强调:"引洮工程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他并将工程与"共产主义风格"挂钩，将反对声音打为"右倾机会主义"。言语之间，个人意志凌驾一切;行政命令代替经济规律，群众怨声载道。   然而，再泱泱大国，也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不合时宜的"大跃进"终究难逃失败的命运。   1961年6月，"引洮工程"全线停工。   1962年3月，甘肃省委决定，正式叫停这一"宏伟战役"。   惨痛的教训，让人们开始反思:一位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怎能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一纸行政命令，怎能替代科学民主决策?   "引洮工程"，曾寄托了千万陇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将这份憧憬化为泡影。惨重的代价，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60年过去，陇原大地，滚滚黄河水，依旧奔腾不息。而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作为一段特殊年代的注脚，它昭示后人:奋斗需要理想，但更需要务实和科学;领导者要敢于担当，但更要尊重客观规律，倾听人民呼声。这，或许就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参考资料：炎黄春秋——《半个世纪前，在甘肃造成大量死亡的引洮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