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韦杰病逝，妻子主动将他名下豪车交还成都军区，军区很为难的回答道：这个档次的车子交了，现在军区谁也没资格坐，不如家里留着用！ 在韦杰将军一生的故事中，这个临终后的决定，只是他为人之高尚与廉洁精神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位从普通农民成长起来的革命将领，韦杰一生秉持的信念就是为民服务，而这一信念也在他生病期间得到了最为真实的体现。 1985年，当韦杰得知自己身患重病后，他并未选择停下脚步。他带着中央刚刚下发的一号文件，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劝阻，毅然踏上了返回家乡广西的路途。 他身体已经明显消瘦，家人极力劝他休息，但韦杰说，家乡的人民需要他。 这一次回乡考察，韦杰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六个贫困县。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仔细查看当地的土地、询问农民的生活情况，甚至还取了一些土壤标本，送往科研单位化验，以提供更科学的生产发展依据。 看到韦杰不顾病情、马不停蹄地在田间考察，许多当地干部和群众深受感动。为了表达敬意，当地领导为韦杰特意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八菜两汤。 面对满桌的美味，韦杰却只是摇头，语重心长地对在座的干部们说道：“我不是来做客的，只要家乡人民能够脱贫，比吃什么都重要。” 韦杰的回乡之行，给许多干部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他的坚持与奉献精神让人动容，而这份情怀在韦杰病重的最后几年中显得更加突出。 1985年从广西回到北京后，韦杰的病情加重，最终被确诊为中期肺癌。为了不让他担心，家人决定暂时隐瞒病情，只告诉他这是需要治疗的肺炎。 韦杰听后虽然心有疑虑，但还是愿意配合治疗，只为能早日康复，继续帮助家乡脱贫致富。 在病房里，韦杰日复一日地翻看报纸，阅读各种最新消息，生怕错过任何对国家和家乡有帮助的信息。 每天探望他的老战友和下属也络绎不绝，每次有人来，他都认真地记下对方的地址，计划出院后逐一回访，以表达自己的感谢。 韦杰的家庭也像他的革命生涯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与妻子郭毅的相识，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那时的郭毅是一个刚加入革命的剧团指导员，而韦杰则是三四四旅的团长。 初见时，郭毅觉得韦杰的面相有些凶，且不想因为对方是首长而让自己看起来是“走关系”的人，因此对撮合二人结合的提议心存抵触。而一次意外的生病改变了一切。 当郭毅在战时染上伤寒、孤身被隔离在茅草屋时，韦杰毫不犹豫地赶去探望。为了防止病情传染给他人，韦杰坚持独自照顾郭毅，还四处找来土医，最终帮助郭毅康复。 这份关怀让郭毅对韦杰有了新的认识，两人由此渐生情愫，最终在战火纷飞中结为伉俪，携手度过革命年代的艰难岁月。 在韦杰和郭毅的家庭中，简朴和廉洁一直是核心的家风。尽管韦杰官至将领，但他对家人和亲属的要求异常严格。 他始终不让家人享受任何特权，哪怕在生活条件逐渐改善的情况下，也从不搞特殊化。1987年，韦杰病情恶化，最终于北京病逝。 他的逝世不仅是家人的悲痛，也是国家的损失。但他的精神依然通过郭毅和他们的子女得以传承。 在韦杰去世后，郭毅面对的是一堆属于丈夫的遗物。其中最显眼的，便是那辆奔驰250专车。 那辆车是组织上特意为韦杰在北京治病期间配备的豪车，用于接送韦杰去医院检查、送药及探望他的老同志。 虽然这辆车代表着尊贵和便利，但韦杰在世时就多次强调，这车只能公用，绝不能成为家庭的私人物品。因此在他病逝后，郭毅决定将车归还给军区。 然而，当郭毅联系军区表示要归还奔驰时，军区方面却有些为难。军务部的人员告诉她，这辆车档次太高，目前军区内没有谁有资格乘坐，不如还是留给家里使用。 郭毅对丈夫的意志再清楚不过，她知道如果韦杰还在世，他绝不会赞成将这辆车继续保留在家中。面对军区的挽留，郭毅态度坚决，最终还是将奔驰上交给了组织。 之后，郭毅又将分配给他们在北京的房子也主动交还。那套房子面积达400多平方米，本可为她和子女们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条件，但郭毅并不为所动。 她坚信，作为一名老革命的家属，应该以身作则，不能享有任何不属于自己的特权。郭毅的这一系列举动，不仅让军区和老干局的工作人员深感意外，也深深打动了他们。 郭毅上交房产后，总政老干局为她在万寿路调换了一套小一些的房子，以方便她日常生活和扫墓。 即便如此，郭毅依然保持着低调和简朴的生活方式。她的行为和选择，不仅是在追随韦杰的意志，更是在为后代树立一个廉洁的榜样。 在韦杰和郭毅的教育下，他们的八个子女也继承了父母的作风，自参加工作以来，没有一个子女违反过纪律，也从不因父母的身份而谋取私利。 韦杰虽然离世了，但他的精神并未消失。在病重期间，他对战友、护士和家人的关怀仍然历历在目，他用行动诠释了为民服务的宗旨，也展现了一位革命将领的坦荡情怀。 （信息来源：《韦杰中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