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三年，左宗棠率军平定了陕甘回乱，随即凯旋班师。 同治七年，左宗棠进入陕西，开始了恢复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工作。他的策略是“每收复一地，立即展开治理”，这一方针一直持续到光绪六年他离任。 由于陕甘总督通常兼任甘肃巡抚，甘肃的善后与重建主要由左宗棠负责。陕西的善后工作则由刘典、蒋志章、邵亨豫和谭钟麟等历任巡抚完成。特别是在陕西刚刚平定之际，左宗棠需要继续向西推进。朝廷因此指示刘典，全权负责陕西的灾后救助和民众安置等事务。 为了恢复战后的社会秩序，首先需要妥善处理回族民众的安置问题，包括那些已经投降、受抚或在战乱中受影响的群体。如果这些人的安置不当，可能会引发新的冲突。 当时，安置数量不多的陕西回族已面临挑战：除了西安城中土著的两三万人，他们还可能面临其他族群的排挤。为此，采取了“勿任杂处”的策略，即每接受一批投降者，立即安置一批。具体而言，将陕西的回族安置在甘肃的平凉、固原等地区。 战乱对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估算，同治年间的战争使陕西减少了约466万人，战后仅剩约900万。甘肃的人口损失更为惨重，约减少了1455.5万，只剩下495.5万。大量人口的死亡和流离失所导致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十余年的战争期间，陕甘两省至少有68个厅县和地区发生了粮荒，其中有11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粮荒、饥荒和死亡形成了恶性循环，恢复农业生产因此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左宗棠等人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向农民无偿提供生产资料。他们划拨田地，发放种子和农具。每当甘肃收复一个郡县，就立即在那里发放耕牛、种子和赈粮。 这使得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回汉难民成为恢复生产的主要力量。由于战乱中耕牛大量被杀，左宗棠动用军费购买耕牛，耕牛不足就用驴、骡、骆驼等替代。 招募民众开垦荒地。陕西主要在渭北地区进行招垦，刘典派人具体负责，逐渐形成规模。邵亨豫接任陕西巡抚后，继续推进这一工作，北山地区的垦务面积已超过一半。 甘肃则采取了鼓励政策：凡是承垦荒地者，第一年免除全部田赋，第二年减半；新招募的垦户立即登记入籍，在科举考试方面不受年限限制。 兴办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在军屯方面，官兵收复一地后，驻扎防守，同时利用附近无人耕种的田地种植庄稼。民屯主要在新疆的哈密等地展开。 战乱不仅导致土地荒废，还造成了土地占有的混乱。左宗棠在甘肃和新疆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将土地分为不同的等级，重新进行丈量和登记。 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产出，左宗棠在甘肃的庆阳等人多地少的地区推广区种法。此外，为了保护农作物的生长，减少水分蒸发，他还推广了以沙压碱、用细石覆盖土地的方法。 左宗棠在甘肃和新疆尝试推广旱稻、棉花和蚕桑的种植。这与他早年在东南地区的经验有关。然而，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些尝试只在少数地方取得了有限的效果。 这些恢复农业的措施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恢复型措施，旨在恢复生产秩序，包括提供生产资料、招垦荒地、兴办屯田和重新丈量土地。这些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第二类是增产型措施，旨在增加农业产出，包括改良耕作方法和引进新作物品种。然而，由于土壤和气候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这类措施的效果一般。 左宗棠在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恢复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治理手段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修复上，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产条件和居民生活，尽管仍面临许多制约因素。 首先，左宗棠注重水利设施的建设，这一点在干旱频发的西北尤为重要。他不仅重视修建渠道和大坝，还尝试在陕西和甘肃等地开凿水井以解决水源问题，虽然效果有限。 特别是在陕西地区，面对广大的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和关中渭河以北的旱原，左宗棠的水利工程尤为必要。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虽然难以完全解决水源短缺问题，但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基本保障。 其次，左宗棠在道路建设方面也颇有建树。原本修建道路是为了便于军队进退和物资运输，但道路的完善也极大便利了地方经济的恢复。新修或重修的道路连接了许多重要市镇和资源产地，促进了商贸流通，为地方经济带来了活力。 城池的修建和重修也是左宗棠重视的一个方面。他主要在兰州省城、嘉峪关等战略要地进行了城池的加固和重建，同时也为固原、庆阳等新置县城进行了城池建设。 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修复，左宗棠有效地推动了陕西、甘肃和新疆等地的经济社会恢复。然而，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恢复仍面临诸多挑战。 物资的短缺、财政的薄弱、人口的稀少等客观因素，加上左宗棠在某些项目上缺乏科学论证和实施的主观问题，都限制了恢复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如此，左宗棠的努力为西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来自 苏同炳著.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 上[M]. 2023